绵延五千余年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社会，曾经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漫长历史过程。在这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中，那些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和文明发展史上放射出辉光的历史名人，确实浩如烟海，灿若繁星，难以胜数。然而，在中国古代层出不穷的名人之中，被后世戴上炫目光环并尊之为“圣人”者，却仅有二人，他们就是被民间尊称为“文圣”的孔子和“武圣”的关公。　　
      
    诞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余年的生涯中，用尽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创立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孔子的思想，不仅构成了维系二千余年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主要思维原则。　　
       
    关公本名关羽，字云长，出生于公元一六0年，卒于公元二一九年。关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谱写出一曲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作为三国名将的关公，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毫无建树。可是，关羽那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却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　　

    “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社会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关公的真实反映。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宋元明清社会中，对“武圣”关公崇拜的虔诚和普及，甚至超过了被人们盛赞为“千古一圣”的孔子。清代中叶，仅京城之内，拜祀关公的庙宇，便多达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县，关庙总数竟在二百座以上，远远超过了京城当时所拥有的孔庙。有人概算，如按每县设一座孔庙，清代全国的孔庙也不过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庙，那么清代全国的关公庙宇竟达三十余万座——关公庙数竟是孔子庙数的一百倍。无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贞就惊呼：“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祠庙几与学宫、浮屠等。”而清代的赵翼，则更加惊叹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关公从“当时义勇倾三国”的蜀汉名将，到“万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圣化偶像，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来，社会各界对关公不断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结果。关公在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等史书中，是英雄，是义士，但还不是圣人和神人。关公的封号，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后，才由蜀汉后主追赐为“壮缪侯”。这一封号的地位，并不显赫。唐人郎君胄咏关公诗，既赞其人“义勇冠今昔”，“一剑万人敌”，又叹其魂“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容”，虽然赞颂了关公生前义勇无敌，但又对关公魂滞他乡、欲归不能，给予深深的感叹和同情。关公在此诗中也远不是至圣、至高的神。　　
      
    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宋元两代，是关公被美化、圣化和神化的真实开端。到宋徽宗手里，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连续四次对关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而再封为“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由此而从“侯”及“公”，再由“公”及“王”，声誉和身价为此大振。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宋代社会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危难时刻，就多次用关公的“忠”与“勇”来教化臣民。像岳飞那样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会中，并非少数。而当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取得全国政权后，又都对关公的“忠”、“义”思想和行为予以褒扬，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认同和凝聚。对宋明以来新兴的工商阶层而言，他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了“信”和“义”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以信为本”和“以义制义”的带有浓重中国传统道德色彩的经营原则，遏制了利欲对道德的吞噬。对于宋元明清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从关公身上发现了足以使他们效仿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谓“无不弃旧从新，乐为之死”，“金银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禄“不足以动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们，则从关公身上汲取到了忠于信义、道义，勇于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启超所指出的：“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对于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这一点，元人郝经早已指出：“（关公）所在庙宇，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 　　
       
    以关公为象征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广泛流行，在宋元以来的社会中，也对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维护等级社会制度为目标的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宋明理学、道学中禁欲主义的唯心道德观念，形成了很大冲击，犹如江潮击岸，在宋元以前旧儒学和宋明以来新儒学的道德大堤上，冲开了不少决口。路见不平便应拔刀相助，世有压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这就犹如从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后期“太平天国”建立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农民起义一样；人与人之间，只要理想相同，义气相投，相互忠诚，忠于道义，即可兄弟相称，共举事业，而不必恪守原来官尊民卑的森严等级限制，这就如绝大部分聚义梁山的好汉那样；人与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欲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义”即可，这就犹如明清晋商所津津乐道的既“以义制利”而又“从义生利”那样……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体现在宋元以来关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个发展。（原标题：洛 阳 关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