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即汉光武帝，后汉开国皇帝，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王夫之说他“允冠百王”。新莽末年，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更始三年（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国号“汉”，史称“后汉”或“东汉”。经过十余年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消灭了更始、赤眉和关东、陇、蜀等诸多割据势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分崩战乱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刘秀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使后汉成为“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毛主席评价刘秀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     
       
    一、成长于枣阳 发祥于枣阳     

    枣阳不仅是刘秀的成长地，也是刘秀的发祥地，从这里开始，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在枣阳，刘秀经历了从皇族宗亲、官家子弟沦落为布衣贫民的转变过程，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为一个谨厚诚信、克勤克俭、雄才大略的青年，最后成长为一个惊世骇俗、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在这片热土上，刘秀留下的故事和他对故乡的殷殷眷念之情，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     
       
    成长于枣阳     

    刘秀属西汉皇族，文史典籍有翔实记载。《东观汉记·帝纪一》说：“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孙，承文景之统。”《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刘秀既然是汉高祖、文帝、景帝之后，又是怎么与枣阳渊源至深呢？《后汉书》作了解释，“……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其宗族往家焉。”由此可见，刘秀家族在其祖父一代已来到白水乡。据有关部门考证，西汉末年，枣阳版图内设有四县，即北有湖阳县，西北有棘阳县，东有复阳县，西南有蔡阳县。关于白水乡的方位，《水经注》记载：“光武帝旧宅在城东南40里即白水村，又曰皇村。”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道：“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明朝正德二年，河南道御史袁仕和山西道御史李帮用立皇村寺碑，碑文中称“皇村在枣阳东南四十里，圣龙襟其左，响水潭在其右，群山在其前，白水带其后。”据此方位看，舂陵白水乡即在今枣阳市吴店镇。     

    据史料记载，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出生在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他父亲刘钦时任济阳县令。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９岁时，父亲去世，刘秀兄妹成了孤儿，生活无着，只好回到祖籍枣阳舂陵白水村，依靠叔父刘良抚养。“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     

    在枣阳白水村，刘秀生活了近２０年。在那里，他同族人、乡亲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相亲相助，“乐施爱人”，“勤于稼穑”；他还善于经营，每年夏、秋大忙以后，他便利用农闲时间，赶着毛驴把谷物等农产品运往新野、南阳销售，增加收益。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求学，进入太学，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通览博学。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他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在长安，他大大开扩了眼界，也磨炼了心智，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政治，“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县为同舍生解说。”（《东观汉记》）。勤学好思，广泛接触社会，使刘秀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后来因家境困难，刘秀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枣阳，过着他熟悉的耕读生活。    

     现在吴店镇境内，还保存有皇村遗址和舂陵故城遗址。皇村遗址就在现在的吴店镇白水村旁，枣阳市政府在此修建了皇村遗址陈列馆。舂陵故城遗址在今吴店镇舂陵村，是西汉舂陵侯国、东汉章陵县、三国义阳郡、南北朝安昌县和隋开皇年间舂陵县治所的故城址。为了纪念枣阳出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明万历年间，时人在城西关口立石碑一块，上书“汉世祖光武帝故里”。也是在明万历年间，枣阳知县张靖臣为纪念枣阳出了西汉更始帝刘玄和东汉光武帝刘秀这两个皇帝，在城西内观台立“古帝乡”碑一块。这两块石碑均收藏于枣阳博物馆。     
       
    发祥于枣阳     

    枣阳不仅是刘秀的成长地，更是他的发祥地，从这里走出去的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创造了“光武中兴”。     根据史料记载，居住在舂陵白水村的刘秀兄妹，虽属皇族，但由于嫡系继统的疏远，实际上已是布衣。王莽篡位后，因心恶刘氏，诸刘均被罢官去爵，刘秀的叔父萧县县令刘良被罢除后，也回到舂陵白水村务农。刘秀非常痛恨王莽，一心想恢复刘家汉朝的天下。
         
    王莽托古改制，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加重了农商的税赋负担，加上连年天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乱，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王莽暴政。这时，刘秀因宾客为盗受到株连，而“避吏新野，贩卖谷米于宛。”在此形势下，“时年二十八”的刘秀认为起兵反莽复汉的时机已到，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一月，“光武遂（从宛）将宾客还舂陵”，会同大哥刘演打着“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旗号，开始“舂陵起兵”。刘演、刘秀兄弟发动“舂陵子弟七、八千人”，其中刘秀的叔父刘良、二哥刘仲、刘秀的族兄刘赐以及舂陵侯嫡子刘祉兄弟“相率从军”，新野的邓晨也带领宾客到舂陵会合。这支起义军因在舂陵起兵，史称“舂陵兵”，又因以复兴汉室为口号，故又被称作“汉军”。刘秀虽然当时还不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但他在组织和发动起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壮大起义队伍，刘演、刘秀决定联合其他农民军。他们联络到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率领的平林兵，组织联军。由于在反抗王莽统治上目标一致，所以联军很快形成了较大的声势。“西击长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这里所说的长聚就是现在枣阳的寺庄，唐子乡就是现在的枣北唐子山下的太平镇。长聚、唐子乡、新野、湖阳的胜利，为汉军战胜强大的王莽南阳政府军打开局面，取得后来南阳、昆阳大战胜利乃至东汉中兴奠定了基础。    
        
    眷念于枣阳     

    公元25年，刘秀称帝，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     

    刘秀平定天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利国利民、富国强兵的政策和措施，使国家走上了“中兴”之路。日理万机之际，他还念念不忘家乡、情系故土。据史籍记载，刘秀在位32年，先后５次回到故乡枣阳。在枣阳，刘秀多次进行祭祖并看望、款待族人、乡亲，表达眷念之情。     

    在衣锦还乡的同时，刘秀还给予故乡许多恩赐，一是升级家乡的行政区划，刘秀在削平主要割据势力、全国统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用自已祖陵章陵的名字，将故乡舂陵乡升格为章陵县；二是对章陵县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建武六年春，刘秀诏令免除章陵的田租及各种差役。刘秀不仅眷念照顾故乡枣阳，而且对其出生地、幼时生长地也都寄予深情。据史料记载，刘秀对其出生地济阳县，先后三次诏令免除全县徭役8年；对幼时生长地南顿县，先后两次诏令免除全县田租2年、徭役1年。一代明君刘秀这种热爱家乡、依恋故土、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在他的故乡枣阳一直流传至今，也必将世世代代发扬光大。  （作者:张承明 来源:汉江传媒网-襄樊日报）     
        
    二、刘秀的中兴之路     

    自王莽篡汉自立新朝开始，广大刘姓皇室成员就无不以复兴刘氏汉家天下为己任，暗中积极进行活动。新朝乱政，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候，各地刘氏皇族纷纷揭竿而起，投身于反新莽、复刘汉的斗争之中。其中，以刘秀为代表的长沙王后裔一支，在反新莽起义中异军崛起，最后推翻新政，平定群雄，光复汉室。中国历史从此便又被拉回到刘姓统治的时代。    

    刘秀是西汉皇室后裔，长沙定王刘发之子舂陵节侯刘买的后代。刘秀自幼好读书，有志向，又能刻苦耐劳。他年轻时多历磨难，少时在乡间耕读，9岁丧父，由叔父刘良抚养。刘秀13岁时，西汉被王莽篡夺。20岁时，他到长安入太学。太学毕业后回到南阳（今湖北枣阳），不久因受牵连逃到新野（今河南新野），曾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回南阳故乡，继续过耕田种地读书交友的生活。     
      
    刘秀的长兄刘也是一位为人刚毅有大志的优秀皇族后裔。王莽篡汉后，他不惜倾家荡产，广交天下英雄豪杰，收养侠义之士，暗中积蓄力量，决心恢复汉家天下。刘秀年轻时深受哥哥的影响。公元22年十月，当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绿林军进逼南阳时，刘秀和长兄刘在舂陵老家组织起一支以舂陵刘氏宗室子弟为骨干的“舂陵兵”，响应绿林军。不久，刘、刘秀率部加入绿林军，与绿林军一起多次击败王莽军队，成为绿林军中一支很重要的力量。    
         
    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刘玄本是刘氏皇室中一个平庸的成员，毫无雄才大略和帝王资质。公元22年七月，平林人陈牧率千余人起义，响应绿林军，号称“平林兵”。正在这里避难的刘玄参加平林兵，从此走上反新复汉的道路。因为他是皇族成员，而平林起义军在反王莽斗争中需要借助刘氏宗族的号召力，便将刘玄推上皇帝宝座。刘玄能登上帝位，纯粹是因为比刘秀兄弟参加起义早的缘故。     

    刘玄即位后，改年号为“更始”。刘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则任太常偏将军。刘玄称帝后，令刘攻打南阳，又派王凤、刘秀等率军北攻昆阳。在昆阳一役中，刘秀以非凡的军事才能，一举消灭了王莽军队主力，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争范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大捷”。     

    当时，王莽下令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精兵42万，号称百万，围攻昆阳（河南叶县）城。刘秀从容自若，说：“今莽军多，我军小。如果我们拉力抗争，尚可取胜，如果望风解散，必至玉碎，万难瓦全。”又劝说王凤、王常等率八九千人守城，自己与李轶、宗佻率壮士十人，夜晚潜出南门，疾奔郾城和定陵发两邑守兵数千人进援。又率敢死队三千人直冲莽军中坚，击杀王寻，莽军阵乱。昆阳城守军乘胜出战，内外合攻，莽军大败。王邑率数千败兵逃往洛阳；严尤、陈茂投降汝南郡割据者刘望。    
        
    昆阳之战的胜利，使王莽的主力丧失殆尽。接着，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更始元年十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斩杀王莽，新朝灭亡。同月，刘玄定都洛阳。公元24年二月，刘玄迁都长安，完全恢复刘氏汉家天下。史学家柏杨曾感叹过：“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     

    昆阳之战结束后，起义军阵营中的分裂也爆发了。威望日增的刘、刘秀兄弟受到绿林军内农民将领和更始帝的猜忌和排斥。在李佚等怂恿下，刘及其部将刘稷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将兵在外的刘秀闻兄遇害，自知势孤，遂强忍悲痛，迅速驰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和刘的旧属往来，不替刘服丧，不提昆阳战功，饮食言笑如常，终免除杀身之祸。     

    更始帝以为刘秀不记他的仇，反倒有点过意不去，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但是毕竟不敢重用。后来，长安攻下来了，王莽也给杀了。更始帝到了洛阳，才给刘秀少数兵马，让他到河北去招抚河北郡县。从此，刘秀摆脱了更始诸将的直接监控，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群龙无首，正好让刘秀得到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废除王莽时期的一些苛刻法令，释放一些囚犯，“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组成了建立政权的基干力量，并在邓禹的参赞下，暗自定下了先巩固河北根据地，逐步夺取天下的根本大计。     
       
    刘秀在河北势力的发展，再次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于是以加封刘秀为萧王作借口，下令调刘秀及其部将返回长安。暗令屯军于邯郸的尚书令谢躬乘便袭击刘秀，另遣苗曾、韦顺、蔡充分别任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以控制幽州精兵。刘秀觉得时机已成熟，便决定脱离更始政权，与刘玄决裂，乃“辞以河北末平，不就征”。接着，先后收斩苗、韦、蔡三人，掌握了幽州十郡突骑；继而，用计袭杀谢躬于邮城，吞并所部6军，清除了隐患。之后，在当地官僚和地主的支持下，刘秀消灭了假冒汉成帝儿子刘子舆而在邯郸割据称帝的王郎势力，又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100多万农民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人称“铜马帝”。     

    公元25年六月，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在镐（今河北省柏乡县）正式即位称帝，国号“汉”，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至此，中国历史又恢复了刘姓汉家天下，进入东汉时期。     
      
    刘秀复汉称帝之时，西有更始政权，东有赤眉军，此外，还有刘永割据豫东、皖北，隗嚣割据西北甘陕、内蒙一带，公孙述割据巴蜀、汉中，以及其他大小割据势力。刘秀用了10多年的时间，先后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削平了刘永、隗嚣、公孙述等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公元36年统一全国。刘氏宗族复兴汉家天下的计划，至此才最终宣告完成。     

    值得称颂的、难能可贵的是，刘秀不仅拥有夺天下之“势”，而且具有治天下之“实”。在完成了统一大业后，刘秀不忘先祖“霸王道杂之”的古训，采取“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帝国恢复了兴盛局面，因此被后人誉之为“光武中兴”。至此，汉王朝彻底衔接上了。  （摘自《中国式王朝衰败12条法则》梅朝荣著）
          
    三、 “以柔道行之”的治国方针    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的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央集权，归于尚书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 　　第一，释放奴婢、刑徒。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戚。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 　　

    建国后，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原标题：中兴之主——汉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