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母意  开窟尽孝                     
 
    ——极南洞与唐代名相姚元之
            
    不信佛的儿女，为信佛的父母搞佛事活动，并不是一件特别少见的现象。曾三次任唐朝宰相的姚元之就不信佛，但为了表示孝心，却为他死去的母亲，开凿了一个不小的极南洞。   

    极南洞位于龙门西山最南端高处的崖壁上。该窟三壁坛基，正面均间隔为四个格，每格内分别雕出一伎乐人或舞蹈者，神形殊别，活灵活现，但不乏专心娱佛之态。正壁中央那相对的二舞伎，舞姿婀娜，左右二乐伎分别持箜篌和琵琶；北壁四乐伎分别持铜钹、筚篱、琵琶、团扇；南壁四乐伎分别执束腰鼓、笙、筚篱、团扇。抬头向上看，窟顶雕有莲花藻井，周围环飞天人。天人均高束发髻，裸露上体，下束长裙，翩翩飞舞，全窟俨然是一派弥勒净土美好世界之场景。   
        
    极南洞开凿年代当在唐中宗神龙二年至唐睿宗景云年间(公元706—711年)，该窟呈方形，前后室结构。窟高约4米余。窟室环三壁起有高坛，约高0.6米。九躯造像皆雕于坛上。西壁主尊为善跏趺坐的弥勒佛，端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头饰涡纹肉髻，无头光、身光。佛面庞长圆，鼻直嘴小，双目呈俯视状，两耳长垂至肩，身著通肩式袈裟，通体像高3.10米；两侧延及南北壁依次侍立者为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及天龙八部之一的人面兽身像。   

    “天龙八部”又称“龙神八部”，为佛教护法的八个部族，据《舍利弗问经)等载，即有天众、龙众、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喉罗迦等。这些诸天的鬼神均受佛的教化，以护持佛法、保护众生为天职。龙门的这类形象众多，表现亦各异。   

    窟门外两侧，雕有二金刚力士像。造型生动有力，极富艺术夸张性，历来受到重视，被誉为龙门石窟唐代力士的代表。北侧力士头已残毁。二力士均裸露上身，下束裙裤。虽各残失一臂，但从身躯整体看，仍能透视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度。这二力士呈对称态势，一臂上举，力托须弥山，脖颈呈棱状，胸肌暴突，腹前肚脐部位呈梅花瓣状，这就是所谓拳术运气法的丹田气。通过此形象可以看出，古代的艺术匠师们在创作雕刻的过程中，把肌肉的张与弛，处理得极为恰当。如耸起的三角肌和凸棱肌是坚硬的，而弯下的腹外斜肌，却显出松动；抬起的臂膀和紧绷的胸部，虽没有过细地雕出暴露的青筋，然而却给人一种血的奔流和血管在膨胀的感觉。在这里，古代的艺术家们似乎重在刻划表现一种“神”的力量，从而使作为镇守佛门的武部神更具一种威慑感，造成令人惊恐的环境氛围。这些凝结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和技巧的佛教艺术佳作，不仅能和西方的人体雕像媲美，而且是今天艺术解剖学的极好教材。    
        
    视其极南洞的形制与造像规模，非一般臣民力量所为，应为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官宦品级之家所凿。该洞前室南壁残留的一处造像碑，为我们进一步考释该窟的功德主和造像年代，提供了可靠而又难得的史料依据。此碑高164厘米、宽70厘米。因历经千年风蚀，碑体残损大部，致使字迹模糊不清。今所能辨识出的残文：“口口大夫，□□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尚书，同鸾台风阁三晶，上柱国、梁县□，同沐荣庆，子子孙孙常保安乐”等字样。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光宅元年改中书省曰凤阁。”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正是武则天以皇后的名义临朝称制之时。在此期间，武氏为正式登位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有：废唐中宗(李显)为庐陵王，幽于别所；立第四子唐睿宗(李旦)为皇帝；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唐百官名：门下省改称鸾台，中书省改称凤阁，宰相称同鸾台凤阁三品。更改官名，是武则天登基做皇帝的一个步骤。从《则天本纪》中看，此时期姚姓任同鸾台凤阁三品的只有一人，即姚崇(字元之)。   
      
    又据《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载：姚崇的父亲姚意或姚懿，曾为嶲州、幽州二州的都督，封为长沙县公。而姚崇在唐中宗时的官职是“春官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侯”。这与碑铭中所称姚意和姚崇的官职、晶级颇相吻合。因而可知，极南洞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为追悼亡母刘氏所开凿的功德窟。开凿时间当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姚崇(公元650—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人。他少倜傥，尚气节；长好学，下笔成章。初任濮州司仓，夏官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兵檄丛集，崇奏决若流，武后贤之，即拜为侍郎。垂拱后，又进同凤阁鸾台三品。唐玄宗时，再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为梁国公。开元中引宋璟自代，史有“姚宋”之称。开元八年(公元721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次年卒，年七十二，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献”。开元十七年，追赠太子少保。从上述可知，姚崇曾历任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三朝大宰相，是促成开元盛世的著名人物，他与宋璟等人一起佐助唐玄宗，从而开创唐代的全盛期。被《旧唐书》形容为，“开元之治”是“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姚崇素以不信佛而著称，但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却都是媚佛的。武氏不但与佛有缘、与经有缘，而且也与僧有缘。可以说武氏是利用佛教神权登上了帝王的宝座。而睿宗李旦，在他第二次做皇帝的第一年(景云元年即公元710年)里，就“度僧、道三万人”；而他本人也从法藏和尚“受菩萨戒”，还曾撰写过诸如《大宝积经序》等吹捧佛教的文章。《旧唐书》说睿宗在位时，“甚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而且，当时“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以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可见睿宗时期佛教之盛。玄宗不仅受“灌顶法”，做“佛弟子”，而且还“御注”佛经，宣讲教义。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敕令，用他的寝殿材料，修建安国寺的弥勒佛殿。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印僧善无畏来华，玄宗请他住内道场，并尊之为“教主”。   

    由此可见姚崇本身虽不媚佛，但他所生活的时代却被释典经律所包围，在不自觉中亦受到佛的洗染。特别是佛教教义中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造功德窟“多造多福”等，对姚崇均有影响。姚崇在龙门山为母开窟造像，除了上述社会时尚外，还是一种尽忠尽孝之举。因为姚母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早在姚崇为官之初，即唐高宗龙朔年间，就曾在今伊川县境内选址建筑了私宅——“河南别墅”。其间，其母刘氏时常往来于洛京城中，每途必经龙门，且必拜佛礼祭，往往感悟佛法的无量，即发愿开窟造像，以保家业隆盛，子孙兴旺，祈福折灾……。而作为孝子的姚崇，正是顺应其母的意愿，特在龙门山择址，开凿了形制完备、规模较大的中型窟——极南洞。   

    姚崇，史称贤臣，政治上刚正不阿，思想上有唯物主义倾向。在他所侍奉的三代君主统治时期，佛教云雾弥漫，但他坚持对佛教持否定态度。曾多次规劝唐玄宗，要以中宗时“倾国造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的情况为鉴戒，不要过分崇信佛教。他临终前，特别叮嘱他的儿子们，不要在他死后搞佛事，遗言：“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并特别强调：“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显示出一种独有的藐视宗教的气概。    
       
    姚崇，71岁时卒于东都洛阳之慈惠里，谥文贞，葬于万安山之南原，张说特为其撰神道碑。按其父姚懿墓碑云：崇母夫人刘氏遣令合葬，乃葬龙门万安山之南。如是，姚崇墓当在其母墓之次。说姚崇，不能不谈为其撰写神道碑的张说。张说(公元667—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公元689年应武则天策贤良方正的诏举，以对策第一被录取人仕，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并三次出任宰相要职。与姚崇历任三朝宰相有相似的经历。玄宗时任命他为中书令，并封为燕国公，食禄300户，礼遇很高。但不久，因与姚崇矛盾，被参奏下台，贬任相州刺史。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卒，张说第三次出任宰相。在文坛上，张说又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旧唐书)说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中的许多大作，多出自他手，尤其擅长碑文、墓志铭等。他和许国公苏頲一起，号称唐朝的“燕许大手笔”。因此姚崇卒，特为其撰写了墓志铭。（原标题：顺应母意  开窟尽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