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这样说，敦煌的发现人是印度官员斯坦因，是他将敦煌的盛名传播到世界各个学术领域，最近几年来，欧洲、北美、日本及世界其它地方兴起了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的热潮，然而在印度——这个与敦煌关系最密切的国度——学者们仍在观望。   
       
    1990年10月12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对话在敦煌莫高窟举行，对话人是印度文化艺术的代表卡皮拉•瓦载扬博士和段文杰院长，双方坚信在中国和印度两大邻邦之间有必要展开直接学术交流，结束长期以来借大洋彼岸的观察镜来互相窥探的不理想的状况。今天，瓦载扬博士及段文杰教授都在此欢聚一堂，象征着我们渴望已久的时刻，即中印两个古老文明面面相会的时刻到来，在此，我衷心地祝愿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会将不仅是印中文化使者第一次盛会同时也宣布结束一个世纪以来中印两个姐妹文明通过西半球渠道而互相在黑暗中摸索的不令人满意的状况。
         
    (一)    在历史的日程上，佛教信徒们曾成功地在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东亚创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古代印度和中国的佛教信徒没计了关于佛法的吸引力，产生了人类思想、意识的一场革命，创造了新认识、新知识、新思想及新感情。石窟艺术在这一佛教创作中占据中心地位，古代印度人为了清除尘世欲念而进行沉思默想，遵循着老年离家入山，远离现实世界的传统，但佛教的创始者并没有把远离尘世作为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只是远离了我执，在修到了菩提正果之后，再返回尘世，为改革现实社会秩序而尽力奋斗。   

    佛教信徒们这种先离开世俗生活深入山林然后重新回到人世的整个过程搭起了一座联接荒山辟野和人世活动的桥梁，地面的寺刹和地下的石窟是这一桥梁的组成部分，石窟在偏野地区开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对世俗生活发生能换换环境的新鲜感觉。   
       
    佛教的最大吸引力是塑造了大量象征符号形成一种新的宇宙，美丽、乐音、安祥、和谐的新形象比因果报应和神的尊严等因素更引人注目。佛教无疑是一种对神的偶像崇拜文化，用无数的神像来使人肃然生畏，然而对那些富有敏感的人们来说，寺院及石窟中展现出的塑像和壁画为他们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身入仙界的幸福感。   

    在创造这种身入仙界的幸福感来说，石窟远比地面建筑优越，从前没有电灯来代替那微弱的蜡烛和油灯的火光，当人们走进烛火和油灯光照耀着的石窟中时，突然看到神像对他们微笑，还有许多飞天、多种神鸟及超凡的动物，壁画和彩塑展现出千姿百态，象征着纯洁和高雅的莲花盛开，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忘怀的音乐感、神秘感和吸引力。    
      
    佛教通过创造一种非真实的世界，人们从另外一种由于唯我独尊、贪婪和名利思想造成的非真实境界中解脱，在另一台阶上，佛教坦诚地宣扬世界并非十全十美，现实生活中有着人为的痛苦，佛教用他的教义去唤醒人们的天良，不管灵魂是善良还是丑恶都可受益。佛教用一种心理威力向人们的行为中灌输一种自我满足、忍受痛苦、充满慈悲心及非暴力的因素，由于这一种高尚的宗旨它才竭力创造出一种“假象”。这种“假象”由神通广大的佛、菩萨、金刚力士、龙王和金翅鸟王等及许多具备神力的形象所构成，天堂及地狱同样是非现实的创作，由于不可能掌握和拥有(像现代科学技术)的信息及智慧去识破这一假象，非真实性就变得真实，而“假象”就变成一种文化、艺术、智慧和灵性的财富。佛教在宣传教义上的卓越性能就在于它针对了人与人之间的扭曲了的关系以及大众的痛苦，这一切都给佛教带来进步意义和人情味。也就是它能成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信仰，使之在整个历史时期有最众多的信徒和最历久不衰的原因。   
     
    佛教是世界第一个传教式的宗教信仰并为世界第一个国际主义的火车头，“大乘”真是名符其实的大车，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同时也载来了先进的文化财富，古代中国对这一财富不可能拒绝或者毫不动心。事实上，中国的统治者及上层社会看到了这份印度礼物的价值，并用无比的热情来充实它的内容，为重建中国的社会秩序而创造新的艺术和文化。   

    另一方面，在古印度历史上，却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始终占统治地位，即使佛教在印度的鼎盛时期，婆罗门教也从来没有停息过对佛教的挑战，笈多王朝灭亡以后这种挑战更加激化。公元7世纪中叶，中国到印度取经的朝圣者玄奘，不仅目睹了多种宗教思想之间的激烈争论，他本人也积极参加了大乘和小乘以及婆罗门教间的争辩。他的弟子对此都留有详细记载①。   

    当大乘佛教在印摩本土上作最后挣扎的时候却在中国这一同样有高度文化的邻国显示出极大的活力，这就促成印度佛教大士眼光向外。中国的佛教史家们编纂高僧的记载，虽然不免过于说得神乎其神，但也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例证，比如菩提达摩就以到中国传教作为自己的终生志愿②。公元1至10世纪的中期，印度佛学家和佛教著作大量地涌入中国，用现代的话来说，是一种智力外流。   

    以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佛驮跋陀罗(359—429)，昙无谶(385—433)，真谛(499—569)、菩提流支(5一6世纪)、菩提流志(727年故)、不空(705—774)为首的大量印度高僧，真挚地向中国上层名流及广大群众讲解佛法并将佛经由梵文翻译成中文。他们也得到了中国以玄奘、义净这二位高僧为首的名流及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这儿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印知识界合作而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精神世界，印度的形象符号及想象人物，成为原料投入这一合资企业，经过巨大的努力和长期内化的过程，它们最终变成中国文化、艺术财富的一部分。  

    不幸的是，这一中印文化在中国领土上的交融，并由中国进一步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再也没有向印度反馈。而在此期间印度本土上，先是婆罗门教及伊斯兰教文化的结合，后来几个世纪又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近几十年来，中印交融文化反馈印度，只能说是有了一些零星的努力，而只是透过西方的有色镜传来的。   

    大乘佛教是发源于印度的强大的文化河流，但它流进了中亚和中国，又从中国入海，中国成为河流的中游和下游，历史的变迁使大乘佛教河流的发源地到中、下游与上游分隔了长达千年之久。使人高兴的是，今天的讨论会又把这一隔断连接起来了，并为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汇合提供了机会。
       
     (二)    中国为大乘教返回世俗提供了历史的连续性，大乘佛教的兴盛与扩张恰巧发生在中国汉王朝灭亡后400多年的政治危机之时。那时，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外侮、内乱频繁发生，大乘教建立新社会秩序的努力同时受到中国本土和外来统治者的欢迎。   

    政治不稳定是有野心而有天才的人篡夺政权的最好时机。从6世纪初到8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一连串六位信仰佛教的篡位之君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梁武帝(502—549)、隋文帝(589—604)、隋炀帝(604—617)、唐太宗(626—649)、唐武后(684—704)、唐玄宗(712—755)，前三者自称“菩萨皇帝”，唐太宗是“金轮王”，唐武后是“金轮圣神皇帝”，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力量利用大乘教义来违背儒家世袭的规则制度。唐武后更授意捏造《大云经》，抛出前世佛所作女子将成为国主的预言。大乘佛教是在为中国统治阶级服务以后才可能在中国受到帝王的崇信以及百姓的支持的。    
        
    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作出三方面的革命变化：第一，中国的宇宙式动力得到了佛教宇宙式的思想的指导；第二，印度的丰富象征符号唤醒了沉睡在儒家正统控制下的中国想象力；第三，中国的宫殿文化和印度的庙堂文化结合了起来，使文艺大放异彩。   

    所谓“宫殿文化”和“寺庙文化”就是以宫殿或寺庙为中心而聚集国家人力、物力资源、文艺天才和活动，展览和表演而发展起来的。   
        
    寺庙文化比起宫殿文化来有其显著的优势。它不象宫殿文化只供王公贵族享受而是向所有平民敞开大门，正是寺庙文化的传入才造成唐朝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国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物古迹绝大部分都属于寺庙文化，而非宫殿文化。中国的寺庙文化也可称为菩萨文化。在印度，“菩萨只意味着佛的弟子，在中国，菩萨(Bodhisattva的中译名)这个概念却终于包括佛及菩萨两类神明以及所有从外国传入和本土制造的神像而集其大成，在过去一千年中菩萨的确使中国的天堂变得十分拥挤，长期统治着人们的心理领域。围绕着这菩萨文化就可得知有着中印文化交融的形象符号及神明的全部财富。   

    凡是参观过中国的寺院及石窟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偶像崇拜的一种怪现象。作为万神之尊的佛爷经常半裸式地披着印度袈娑，忍受着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而他的侍从菩萨却身着暖和的中印结合式衣裙。这种偏爱菩萨的心理有其社会背景。大乘佛教的菩萨传统创造了一种能动的形象，它使凡人有可能变成菩萨。佛经暗示着凡是修行菩萨正果者即可变成尘世的统治者，而统治者也可以变成菩萨，这对中国统治阶级及上流社会有着不可盲喻的吸引力。   

    按印度的说法，佛有八大护卫菩萨，他们是：金刚萨埵(金刚手)、文殊、虚空藏、弥勒、观音、地藏、除盖障和普贤菩萨。八大菩萨之中的金刚萨埵、虚空藏、除盖障三位菩萨几乎被中国人所忘记，弥勒菩萨被尊为未来佛。其他四位分别居住于中国的四大圣地：观音菩萨居普陀山，文殊居五台山，普贤居峨嵋山，地藏居九华山。   

    Avalokitesvara，中文译为观音或观世音、观自在，他实际上是中国人最崇拜的菩萨，地位甚至超过了佛，观音菩萨的经典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Saddharmapundarika，中文译名为《妙法莲华经》。    
        
    观音菩萨第一次出现在公元5世纪鸠摩罗什和他的合作者共译的《妙法莲华经》中，几乎同时，另外一位印度高僧，昙摩罗忏(法丰)将观音介绍给了敦煌的统治者。传说这位敦煌官员有疾，昙摩罗忏教他背诵《妙法莲华经》中观音品，他的病便痊愈了。这位高僧的这些及其它事迹使他赢得了“伊波勒菩萨”的称号③。   

    昙摩罗忏的奇迹可能是中国{妙法莲华经}第八卷<普门品>被单独抽出而变成《观音经》的原因之一，在敦煌壁画中常常出现普门品变相，它与其它大乘经典，包括密宗经典不无关系，有本名为<普门经>的书原为<大宝积经>的一章，先后翻译《大宝积经》的有鸠摩罗什、竺法护、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玄奘、义净等人。“    普门’是个新的中印合璧概念，意思是菩萨真有无所不及的神力。能打开所有世人的觉悟之门并把他们解救出来。中国佛教传统及民俗认为观音是普门神力最大的菩萨。   
         
    中国密宗佛教利用几部由梵文翻译而成的佛经进一步宣扬观音的神力，而这些佛经的原文已无从查考了，其中三部佛经④将观世音形象具体为如意轮观音，还有一部佛经把观音表现为不空绢索观音⑤，这两种观音形象显著地在莫高窟中出现。   

    关于观音的性别变化始终是令学者们困惑的问题。在印度，观音菩萨本男性，在东亚、东南亚及中国人遍及的地方，观音变成慈悲的女神。可以肯定观音菩萨由男性转为女性是从中国开始的。但很难确定变化的时代，这种神像由男变女会发生在世界上夫权最强的国度，实在符合常理推断。   

    无巧不成书，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同样的性变“天子”，皇帝变成女性，这就是武则天称帝(684—704)。她的执政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两种性别之变都与佛教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虽然这一解释不能尽如人意，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观音的变性以及其所构成的对印度的传统改造是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投入。 

    虽然中国正统的史书只尊武则天为后，她实际上当了二十年的天子，并在丈夫唐高宗(649—683)死前，辅理朝政十年之久。她继承了唐太宗的遗志将中国的宫殿文化与印度寺庙文化结合起来，掀起新的菩萨文化和“龙凤文化”运动。我曾几次在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组织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所提出的大意是唐太宗被誉为“转金轮”皇帝，而武则天被誉为西王母或圣母，同时也自封为“金轮圣神皇帝”。唐高宗在“龙池篇”的故事中把自己变成龙的家族的一员，武则天用“鸾殿朕”⑥颁发诏令等都足以证明菩萨文化和“龙凤文化”的运动。   

    文殊又称妙吉祥，是Manjusri印度菩萨的中文(《华严经》)译名。文殊之所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原因恐怕是由于经典中言及他住在东方清凉山。观音菩萨的住所普陀珞伽山，据说本在南印度，中国传统将它迁移到中国，梵文名“普陀珞伽”被分割为二部分，前半部“普陀”，变成现在观音圣地的位于浙江省海岸边的一个小岛的名字，后半部“珞伽”成为许多纪念观音菩萨的中国山峰的名字。关于文殊的住所中国经典上并没提到任何印度的地名，这就更易于中国传统把它安置在位于山西省的五台山上，使之变成重要的佛教圣地。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是从佛教经典中得名以成为文殊菩萨圣地，中国的导游可能对清凉的典故缺乏了解，只是从字面上解释为这是因为它在夏季很清凉，实际上，清凉是梵文manasaro的中文译名，它的意思是从苦恼和忧闷中彻底解脱，含有净土的意思。    
        
    五台山享有盛名大概是从武则天执政期间开始的，随后便成为文殊菩萨中外信徒的朝拜圣地，著名的唐朝诗僧贯休(832—912)曾写诗描写在五台山朝香时与印度僧人相会的情景，五台圣地的传说不仅在中国各地流行，也同样流行于日本的传统记载。   

    普贤，是梵文Samantabhadra的中文译名，和文殊菩萨相似。《妙法莲华经》记载普贤也是东方来的菩萨。这也可能是普贤和文殊总是相提并论的原因之一。普贤在中国的居处位于四川的峨嵋山，蜀道艰难，僧徒难以问津。有些中文典故称普贤为“普贤如来”。   

    地藏，为梵文Ksitigarbha的中文译名，是四大菩萨的最后一位。由于他是唯一的下列地狱去拯救受难者的菩萨，故在中国佛教传统中与十殿阎罗王相连⑦。自唐朝以来，九华山便成了地藏菩萨显灵之地，佛法盛行，一位朝鲜的国王曾在九华山建过佛龛，并在此修行坐禅直到去世。从唐朝开始，历代帝王曾为九华山寺庙题匾，在安徽省，还有第二个九华山，说明地藏菩萨信仰之盛。   

    除此四菩萨以外，在中国民间，还有一位备受崇拜者，这便是药师佛，梵文Bhaisajya-guru-Vaiduryaprabhasa的中文译名。佛教带给中国的不但有古印度艺术，还传来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医疗技术及中草药。佛图澄(232—348)是第一位成为中国国师的印度人。他治愈了整个军队中的流行病，致使后赵君主石勒(319—333)命令所属全体皈依佛教，是印度医生及医术在中国享有的盛名造成了药师的崇拜，他同时被尊为佛或菩萨。   

    再有另一位在中国享有盛名的印度形象，即维摩诘，他原是一位居士，可是佛法无比，受到佛及菩萨的敬仰。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一说他是“金粟如来”的化身，著名的唐代诗人王维(701—761)就是以“维”为名、以“摩诘”为字，是姓王的维摩诘。他喜欢画维摩诘之像。著名的唐代诗人李白(701～762)曾写诗说明他为什么自称青莲居士，因为他是金粟如来的化身。显而易见，他也是一位维摩诘的崇拜者。维摩诘之所以使许多唐代文人拜倒裙下，因为他在精神上达到了仙界而身体上又不脱离凡世，许多唐朝诗人都效仿维摩诘的这种既能享受生活的豪华又能精神高尚的结合。
      
    （三）    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并无离家出世的传统。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开始盛行选择僻野山林开凿石窟的风气。道教徒的退避人世之喧嚣而与追求大自然之恬静的思想就使之和佛教徒变成了盟友。这种结合致使中国领土上的凿钻石窟之风以及其所营建并保存的宗教石窟甚至在数量上超过印度本土。   

    在中国所保存的大量的阿旃陀—埃罗拉类型的石窟，由于他们被发现不久而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旅游观光者。最近，我刚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须弥山石窟⑧。自1988年始，才得到介绍和报道。   

    中国的著名石窟有甘肃敦煌附近的莫高窟等、河南洛阳附近的龙门、山西大同附近的云冈、甘肃兰州附近的炳灵寺、天水的麦积山、四川重庆附近的大足石窟。这次大会的重点是敦煌，后面我将对它专门介绍。   

    龙门石窟：这是中国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它的美名便由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坎萨斯州纳尔逊艺术博物馆传之于世。龙门最早的洞窟(古阳洞)是在488年开凿的，公元494年，北魏政权由山西大同迁都到河南洛阳，并选中龙门开凿佛窟。洛阳是唐代的京都，武则天最喜爱的行宫，因此在龙门又掀起另一营建石窟的高潮，为今天的游客留下了辉煌的古迹。武则天亲自关注龙门的营建工程，公元672年，她拿出20万贯脂粉钱用于建造奉先寺具有魅力的巨像，这已在历史上传为佳话⑨。   
        
    武则天女皇经常带着她的宫廷诗人去龙门即兴赋诗，当诗人作出她喜欢的诗句时，她当即赠送锦袍。盛传当武则天有一次赠完锦袍之后，诗人宋之问又献上一首好诗，武则天非常喜爱宋之问这首诗，便将已赠送的锦袍从另一名诗人手中夺回赠给了宋之问，这首诗是这样赞美龙门的：雁塔遥遥绿波山，星龛奕奕翠微边。⑩   

    有皇帝和大臣亲临欣赏，当时龙门石窟的绚丽风光是可以想象到的。   

    云冈石窟：北魏政权于公元398年将其都城从内蒙古迁到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大同，从那时起到494年，大同便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和北魏王朝的首都。公元494年，北魏将首都南迁至洛阳，就在398—494年这一百多年间，人们在距大同20公里的云冈石崖上开窟造像，工程由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386—409)创建。他自称如来，由他开始，北魏统治者自己做模特塑造佛像蔚然成风。据文成帝(452—465)的指示，就连皇帝身上的痣也要在塑像上用黑石标明。⑾    云冈石窟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重点突出宣扬北魏统治者所喜好的两部佛经：《妙法莲华经》和《维摩诘经》。由于佛像是皇帝的象征，所以被塑得特别高大，相形之下，伴随的菩萨却显得特别矮小。石窟的设计和雕刻与阿旃陀及埃罗拉有很多相似之处。石窟内有许多飞天造型，这里的金翅鸟雕像可能是中国石窟中最早者。金翅鸟在云冈及龙门石窟中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栖息在龛顶上，这可作为解释为什么中国宫殿式建筑每在屋檐边上伸出牛角形的装饰⑿，还有一副有趣的雕刻，那便是出现在第10窟入口外壁顶上的二龙王在须弥山下翻搅海水的画面。    甘肃省：甘肃是一条长廊，一直延伸到敦煌、玉门关，它不仅是中国通往外国的古丝绸之路上的走廊，而且是现今中国佛教石窟遗迹保留最多的地方。除了敦煌所属莫高窟、榆林窟及西千佛洞之外，还有炳灵寺、麦积山，这二石窟是仅次于中国三大石窟(莫高窟、云冈、龙门）的第二档大石窟，以及星罗棋布的小石窟，在泾川附近有南石窟寺、北石窟寺，从题记上看它们开凿于公元509—510年前后的北魏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开凿石窟最积极的一个王朝。   
        
    在距这两石窟不远的地方有一名为正母宫的石窟也很古老，在武山县附近还有一个木梯寺，有18个洞窟，它开凿于北魏及唐代，也就是龙门建设的两个主要时期，木梯寺中有一尊14米高的大佛像，在这个石窟附近，有水帘洞，洞内不仅有塑像，还有壁画，另外一个名拉捎寺，石窟情形类似水帘洞，不仅有壁画还有塑像，有三个浮雕的大佛，中间的佛高60米。    在甘谷城郊，有一个石胎泥塑佛像，高30米，连佛坛高40米，大像寺因此得名。在过去，这里的20个洞窟内有295个大小不等的佛像，现已毁坏。从现存大像来看，可能是盛唐时期开凿的。麦积山石窟也有塑像及壁画，最早为北魏时期，最晚延续到明朝。    炳灵寺：这个石窟的中文名称是从藏文音译而来，藏文原意为十万佛，它座落在黄河北岸，在一个形状很古怪的岩峰脚下开凿而成，有一通420年题记，说明这是中国最早的石窟之一。石窟都很小，进深很浅，有34个石窟和149个佛龛，694个雕像，平展有二公里的长度，小的雕像只有20公分高。但进口处有一座27米高的佛像，在塑像中间保存着一些壁画。    麦积山：在天水市30公里处，有一个酷似麦垛的150米高的岩崖。在这岩崖上，开凿了许多石窟，远远看去，景色十分状观。这里据碑文记载最早的石窟开凿于4世纪，此后，大部分崖面被许多朝代凿蜂窝状，公元734年，一场大地震将山劈成二半，并毁掉了中间的神龛，现有194个洞窟，7000多石雕和半身像，1300平方米的壁画，成为地球上人工开凿的奇迹之一。   
      
    大足石窟：大足石窟是南方石窟中唯一有相当规模的能与北方石窟相比的中档石窟，但时代要比北方石窟晚得多，它的内容及风格就象地理一样与北方保持很大距离，说明中国北方与南方艺术上有鸿沟。大足的石龛零星分散，但在两处比较集中，一是类似阿旃陀外景的大佛湾，另一处为北山。在大佛湾，最显眼的是一个涅槃大佛像，还有一个千手千眼观音巨像，一组地狱变相、净土变、及佛儒圣人像混合的场面，北山龛规模较小，但雕塑较精美，在中国石窟中大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四)    这次讨论会的重点在敦煌，我将着重淡淡敦煌石窟内容，在段文杰院长及知识渊博的史苇湘教授的敦煌研究院代表团面前，这无疑班门弄斧，只是想抛砖引玉，向段、史二位专家求教。    我参观敦煌共三次，只看了492个洞窟中少部分的壁画，幸运的是，手边有本1982年由敦煌研究院发表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此书提供了所有石窟的内容，并记录了敦煌研究院在院长段文杰的领导下自1964年以来辛勤研究、整理的结果。为方便起见，下面我将此书简称为《总录》。    对《总录》匆匆过目以后，我发现敦煌艺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本文上半部分提到过的“菩萨文化”，“四大菩萨”占据了显要的地位，菩萨的形象比佛的形象更充满着活力。    
         
    观音菩萨，是仅次于佛的第二重要神像，但从《总录》的列举来看，观音不仅出现在许多经变中，还在许多地方单独出现，可以断言在那些《总录》所没有弄清菩萨像中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观音。    首先，壁画中有43幅观音经变和法华经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其中五次现出厂33身救苦救难的超人的威力，有91身观音单像，还有60处观音现身为如意轮观音，56身不空绢索观音菩萨像，这些观音形象许多都是多臂，另外，还有九身六臂观音，一身六臂十一面观音像，七身八臂观音像，四身四臂观音，外加二身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九身十一面观音像，三十三身千手千眼观音像，还有水月观音像、珞伽观音、马头观音、南无救苦救难观音、说法观音、拈花观音、持柳观音、持净水瓶观音等。   

    文殊和普贤：上文已经提到，这两位菩萨在中国佛教艺术中是一对双生，莫高窟绘画里，只要有文殊，就会有普贤，在壁画上有大量文殊、普贤说法像(其中83身文殊，85身普贤)，另外，还有31身文殊和31身普贤单身塑像，二文殊、普贤社会像，四身文殊骑狮像，五身普贤骑象像，五幅五台山图(绘在第159、237、361窟)，一幅峨嵋山图。文殊43次在维摩诘经变中，另有千手千眼像，《总录》还提列二幅妙吉祥(即文殊)像，文殊在敦煌艺术中的突出性可见一斑。 地藏，在敦煌壁画中出现了58次，其中有十处是与十王厅同时出现的。    药师，在唐代洞窟中形象突出，在盛唐126窟有他122个形象，同样在盛唐的162窟、171窟中每窟有16身药师画像，在中唐的220窟，有18尊药师佛画像，在晚唐的第232窟。药师佛出现了17次，在22个唐代洞窟中，有237尊药师像。可见在这一时期，药师佛地位突出，它在其他时期的洞窟中，也出现了38次，更重要的是有八十幅表现药师佛拯救众生的大幅净土画面，他在仙界和凡俗的众生中成为中心人物。维摩诘，这位最受唐人崇拜的处于凡俗的菩萨在敦煌的大石窟中占了一百面墙的篇幅，绝大多数画的是文殊来探望病中的维摩洁。这一场面总见文殊和维摩诘对面端坐，互相交谈。在维摩诘经变中，少不了他宣扬佛法的神变，他多次显出须弥山大神龙王在海水中的场面，把印度教神话中阿修罗搅海的故事形象化。 敦煌壁画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印度佛教中国化。这一点，文中已经涉及，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观无量寿经变。这部经原文出自何处已无法确定，一般把它名为Amitayud-hyana-sutra或Sukhavativyuha-Sutra，显而易见，中国人之所以喜爱这部佛经因为中国传统向往长寿，更重要的是这部佛经对净土的形象化描写。在莫高窟，有80幅大型的无量寿佛经变，可以与法华经变及阿弥陀经变比美。三世佛中，中国人显然最崇拜未来佛弥勒。他们最讲究实惠，过去已经过去，现在是好梦难成要想得到今世佛的青睐是难上加难，只有未来是人们唯一的希望。唐朝文人最向往弥勒佛的兜率天，在莫高窟，有86幅令观者神往的弥勒经变，还有盛唐130窟26米高的弥勒大像。由于中国人对天堂净土的向往而产生了对净土的描绘，特别在中唐365窟中有五幅大型的净土变，中唐的第158窟，窟顶主要部分画有东、西、南、北、西南、西北及东北净土的生动画面。   
        
    莫高窟壁画中有25幅报恩经变。《报恩经》实际上是中国人编纂的一部佛经。另外还有一部《贤愚经》也是由中国人写的，在这部佛经中，有许多印度传说故事，其中的一个将由史苇湘教授为我们在这次讨论会上讲述，《贤愚经》共绘制有十一幅，其中属于五代时期的第146窟就拥有五幅。   

    有趣的是，在《总录》中，中国神话中的人物西王母成为印度神帝释天妃，而西王母的丈夫东王公却成为帝释天，这种结合是在佛教领域以外中印民俗结配的最好例子。敦煌及敦煌文物的保管人就变成这一结配的红娘。   

    当我观看敦煌壁画中的西王母形象时，我感到这个形象反映出许多能动的有创造性的因素，很难被摆到固定的框架里去。我可以了解敦煌研究院有意把它认定为西王母是因为西王母的神话在敦煌一带流传已久。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说中(特别是道教)有一个专利的王母娘娘，除了“王母”两字相同外，很难说王母娘娘和西王母有什么联系。    
        
    再找找问题的关键，必须注意到在近千年中有五皇大帝，许多学者认为他就是帝释天的化身。中国传说选择了帝释天来主宰天堂这和他在佛经上掌管所有天堂是有关的，我认为是因为帝释天妃而产生了中国的王母娘娘成为玉皇大帝的元配，这就意味着重新鉴定和认定敦煌神像的来龙去脉十分必要，这一工作必须汇合印度及中国学者的共同智慧才能行之有效。   

    我们认为文化和艺术是全人类的财富。有许多学术论题需要靠更深入的研究来弄清，我衷心祝愿这次讨论会将作出继往开来的贡献。（原标题：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