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工地中开掘的推土机突然停止下来。“瓦！”一名在旁边干活的村民叫了出来。杨志波围了上来。只见在厚达5米的黄沙之下，出现一堆瓦砾。好事者从沙堆中揪出一块来看——这片大瓦好不寻常，足有自家房瓦的2～3倍。农民们惊呆了：这是谁的屋子？怎么把房子修在了河道下面？

    黄河故道下的庭院

　　2003年6月24日，天气如昨日般晴朗，河南省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村村北500米处的河道疏浚工程也按时开工。村民杨志波和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就来到工地，他和其他八名村民轮流在工地上值守，照看着推土机的进展。

　　三杨庄村地处黄河故道，土地沙化严重，地表是连绵不断的沙岗。村北本有一条河流经过，但近年来早已断流，几近消失，宽阔的河道，时常仅存留一些积水。从2003年开始，当地水利部门利用原有的河道，开挖引水工程。

　　新河道的建成，意味着长期的缺水问题将得到很大缓解。开掘工程前期进展顺利，杨志波和其他村民每天都会去照看工地，但就在6月24日，瓦砾堆的发现让事情的发展有了变故。

　　工程暂时停顿下来，村民们向临近的二帝陵文物管理所报告了这件事，文管所人员查看后，认定这是一处古代的建筑遗存。

　　消息很快传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7月8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主任刘海旺带队进驻了挖掘现场。一到工地，刘海旺看到的景象是，厚厚的沙土压覆在一堆建筑遗存之上，从底部暴露出的状况看，可以分辨出是南北两部分瓦屋顶，屋瓦大部分保存完整，尤其是北部的那部分瓦顶，大部分的板瓦和筒瓦的扣合仍然保存着原有屋顶的形状。

　　在查看了屋瓦的大小和建筑状况后，刘海旺判断，这处建筑应当属于汉代。汉瓦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但像这样排列整齐，扣合紧密，并保持原有屋顶状况的还非常罕见。

　　清理遗迹的工作开始不久，考古队就在东南区发现了一摞摞整齐擂放在汉代地面上的瓦堆，不论是筒瓦还是板瓦都完好无损，看上去就像没有使用过一样。“难道主人正在修建新房？”刘海旺当时想。但没多久，在遗迹的东北部发现了一堆残瓦，接着西部一个砖砌的小小拌泥池也被揭露出来，这推翻了刘海旺最初的猜测。

　　看来，房屋的原主人正在拌泥修补房屋。一个情景浮现在刘海旺的脑海：两千多年前的一个雨天，由于房屋年久失修，屋顶的部分瓦开裂露雨了。屋主买了新瓦放在屋前，爬上房顶把旧瓦揭掉，然后搅拌一些泥水准备把新瓦扣合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些事情突然发生了，主人匆忙间离开了屋子，修葺的活计似乎随时还要继续。但屋子这一空，就是两千年。

　　河患、命运与历史印记

　　是什么事情让主人抛弃正在整修的家园匆匆离去？考古队员们从厚厚的淤泥和保存完好的屋顶得到了答案：黄河水泛滥。

　　三杨庄村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的南部，东北距内黄县城约30公里，现今离黄河河道最近处约45公里。但是在西汉时期，它却紧邻黄河河道。浩荡的黄河水给三杨庄早期的居民带来了上游冲积而来的肥沃土壤，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水患困扰。

　　根据刘海旺的考证，在史籍当中，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此处经常河水泛滥。公元前29年的一次大雨，曾让三杨庄西南的东郡金堤决口，淹没了4郡32县，直到次年决口才得以堵塞。而公元11年，王莽当朝时期，黄河一次决口竟无人理会，任由河水肆意改道。从此，这个区域的黄河水患持续近60年，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才由王景治理得以安宁。

　　此次治理维持了600年，到唐代以后，河水又开始在此区域频繁改道。北宋时期，河道则彻底南移，今天三杨庄所在的位置便成了黄河故道。

　　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和现场出土的货币、器物等线索，考古队员们判断，此次发现的遗迹，正是在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一次水患当中淹没的。

　　从遗迹上部的淤泥厚度判断，此次洪水水量很大，但来势缓慢。一点一点上涨的河水泡软了房屋的根基和土坯夯制而成的墙体，最终导致屋顶整体塌落。厚实的沙泥随之如石膏般将所有印记固定，永沉地下。

　　随着清理工作的继续，一点点拨开历史积淀的泥土，一个南北长20米，东西宽18米的汉代庭院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房屋有宽阔的瓦顶，砖铺的墙基，房子四周有院墙，而屋后和侧面还整齐的种植了一些树木。

　　相隔两千年的“会面”

　　与此同时，新一处遗迹在离此500米处也被发现。同样的瓦片，同样深度的泥土之下。所不同的是，新发现的这一处庭院更大。

　　经过发掘，考古队发现，这是一处座北朝南的两进庭院。由西门房、东厢房、西厢房、主房组成。院子的南大门外东南5米左右有一个用砖砌的水井，有碎瓦铺就的便道将水井与院门相连。庭院的西墙外，还有一个小池塘。

　　看上去，屋主出逃时很急迫，屋内稍微笨重一些的生活物品都被遗弃在这里。有石磨、石磙、陶制的水槽、碗、盆、瓮、铁犁、铁釜、铁刀……

　　仅从出土的器物就可以判断，这是一户汉代的农家，他们用铁制的工具耕作收割，石制的器物加工粮食，陶制的器物烧煮食物。

　　新的发现不断解开旧有的谜团，但更多的疑问又随时产生，如此大的庭院是属于普通农户吗？两个相距不远的院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里到底是庄园还是市镇？

　　为了不影响这两处庭院遗址，2005年初，三杨庄的引水工程不得不向南移动了50米。 但新工程开工仅仅几天，又有两处新的院落遗址被发现。这两个庭院也同样坐北朝南，只是这两处庭院为并排的近邻，相距25米，院落的规格也大致相当，院子的南门外同样有水井，主房的北侧还设有厕所，屋后同样种植有整齐排列的树木。

　　在清理屋后树木外侧的地面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东西向的浅沟，这到底是什么呢？有人猜测是当时遗留的车辙，也有人怀疑是晾晒粮食的场地，当清理的范围越来越大，情况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是当时的农田！一道道浅沟正是垄田耕作方法留下的垄沟。

　　农田不但在屋后，同时两处庭院之间，也是以农田相连。甚至在当时的农田里，还留有牛蹄印和车辙。汉代农民耕作的气息迎面而来。

　　这一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毕竟，这样大面积汉代耕田的发现，在国内还是首次。

　　这些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汉代又有了新的了解，原来这些庭院并非像现在的村落一样户户聚集，村舍之外是耕田，而是每户有自己独立的院落，农户之间并不挨着，而是毗邻而居，房屋的四周有土地相隔，每户有自家的小路通往公共的大道。

　　户户都是小康之家

　　在三杨庄遗址发现之前，人们只有靠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和想象来恢复汉代普通农户的日常生活。在文献中，秦汉地方社会的结构是郡、县、乡、亭、里，而在里之下则是什伍制组成的农户，五户为邻，十户为什，五邻为里，里设里正。

　　对于一个个单个的农户，则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春耕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家庭所要从事的事务大概包括了教育、祭祀、农耕、桑蚕、纺织、酿造、制酱、修缮房屋、兴建水利、采集草药、售买物品等等。

　　三杨庄遗址的发现，则让这些文献记载清晰、生动起来。“文献中的不少内容在这里都得到了证实。”河南财经学院农业史专家张履鹏说。

　　根据现场发现的树叶遗迹，张履鹏判断说这几处庭院周边种植有桑树和榆树。《汉书》中记载的“还庐而桑”这正与此相合。而榆树则是当时政府提倡种植的树木，因为不但能为木材，还可在灾年替代部分粮食，起到备灾之用。

　　从出土的践碓和石磨来看，张履鹏认为当时的农户主要的食物是粟，同时还用石磨磨制豆制品。而菽(大豆)、粟(小米)、黍、麦、粱等正是汉代这个区域内广泛种植的农作物。

　　文献当中记载，秦和汉代早期使用的是缦田法，即进行撒播。这种播种既不便于耕种，也不便于除草，产量很低。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当时的搜粟都尉赵过根据前人的经验，开始推广“代田法”。由于文献记载很少，过去对于“代田法”的认识不清。张履鹏曾撰文研究，判断“代田法”就是用垄作方法耕种，这样不但便于灌溉和管理，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如今，三杨庄垄田的发现应证了张履鹏的考证。

　　“土地肥美，物产丰盈。”这是观看了考古现场之后，张履鹏对汉代三杨庄所处之地的印象：“瓦房、牛耕、铁犁、植桑、养蚕、养畜，生产生活工具一应俱全……一切都表明当时农户的生活安定、富足，如果不是水患，这里完全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张履鹏说。

　　历史的重复与轮回

　　“小康之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三杨庄的村民杨志波并不清楚，但是天天看着考古队员的发掘进展，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对照，尽管两千年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家的生活和那些汉代的农民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杨志波一家6口，夫妇两人带着4个孩子。耕种20亩土地。一年的忙碌从农历二月开始，先是要管理小麦，除草、灌溉，直到农历五月收割；紧接着会种上大豆、花生、玉米等等作物；到了农历八月，这些作物相继成熟，收割后又开始种上小麦。一切照应完毕，已经进入冬季，这是杨志波一家最为闲暇的时刻，而过了春节，新一轮的忙碌又开始了。

　　杨志波曾听老人讲，三杨庄的先祖是600年前，一位杨姓的父亲带着三个孩子从山西洪桐县迁徙至此，刚刚到来之时，这里土地贫瘠，盐碱地上长满芦苇，三个孩子分家之后，最小的孩子在此定居，就是现在的三杨庄。但他从来不知道，在这片芦苇地下，曾经有着比杨家先祖更早在此生活的居民。

　　一样的瓦房，一样的院落，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样位置的土地上耕种着大豆和小麦，这样的生活节奏似乎在三杨庄的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更改过，只是石磨、践碓、牛耕这些工具已经不复再用，代之的则是机械化的农机具。似乎只有来去无常的黄河水见证了这里沧海桑田的变幻。

　　2006年5月，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因为其独特的价值被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徐苹芳看到三杨庄遗址的资料后，连声说道“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在他看来，三杨庄遗址就是一部凝固的史书，这里保存了大量的经济资料、建筑资料、农业生产资料，同时还揭示出古代社会基层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发现，是这两年来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说。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干脆将三杨庄遗址称作中国的“庞贝古城”，正是黄河的一次水淹，将汉代农家活生生的生活场面保留到了现在。

　　但是，这部凝固的史书究竟有多大，里面还有多少惊人信息，一切还等待着刘海旺和他的队员们慢慢去解答。记者/孙展【原标题：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凝视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