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是驰名中外的艺术陶瓷珍品。它是经素烧后，用铜、铁、钴、锰等元素加入铅釉中作呈色剂，涂在器物表面，再入窑焙烧，经800～900℃的温度烧制而成。
　　
    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东黄冶村附近的黄冶窑，初唐时期便开始烧造唐三彩，盛唐、中唐时期，此窑的三彩、绞胎制品以及各种单彩色釉陶瓷制品进入全面发展的顶峰阶段，成为三彩和绞胎制品的主要产地，除满足国内需求外，并大量销往海外。
　　　　　　　　　　　　　　
    外销路线
　　
    唐代，国内通往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的交通十分发达，唐代洛阳东约40公里的黄冶窑，在东都洛阳畿域之内，所产唐三彩制品的一部分即通过洛阳、长安，从陆上输往国外，主要是用骆驼队、马帮、牛帮运载，甚至人力担运。由于陆上运输量小，装卸不便，且陶瓷容易破碎，因此，黄冶窑的外销产品大部分是通过东部海上航道，即“陶瓷之路”输出国外的。
　　
    黄冶窑位于洛水与黄河汇流处，这里正是沟通大半个中国的漕运中枢，水上运输极为方便。黄冶窑的外销产品东运出海有两条航线：第一条是顺黄河东去，横穿华北大平原，经渤海湾到高丽（新罗）直达日本；第二条是经大运河，由扬州转长江直航海外。后者是黄冶窑产品外运的主航道。第二条航线出长江口北上可到高丽，再向东抵达日本，这正是我国高僧鉴真和日本圆仁和尚进出的路线；出长江口南下经南沙群岛达越南、加里曼丹、菲律宾、印尼等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或者沿孟加拉湾到缅甸、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向南达斯里兰卡，或者横渡印度洋，穿过阿拉伯的亚丁，然后或沿阿拉伯半岛的南岸经阿曼进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往北，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再往东南即达东非。此外，我国国内航线还可经运河、长江入赣江直达洪州，再越大庾岭抵广州，由广州直航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诸国。
　　
    国外沿海各国或地区发现的黄冶窑唐三彩制品唐青花瓷和巩县窑的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黄冶窑外销产品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
　　　　　　　　　　　　　
    对外贸易情况
　　
    中、晚唐时期，我国出口商贸活动中，陶瓷成为大宗商品。唐初便已开始烧造三彩制品的黄冶窑，随着国内外销售市场的发展和需求量的猛增，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新品种不断出现，作为一种新的名贵陶瓷商品大量输出海外。当时的长安、洛阳以及沿海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交州（广西交趾）、广州等地成为中外商人聚集的国际都市。日本学者矢部郎明引古代文献记载，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时，日人争购唐物的情景：“据延喜三年（903年）的太政官府，其时并于博多津的民间贸易状况是这样记载的：‘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官、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书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地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唐王朝对于外国来华进行商贸活动的所谓“蕃客”“胡客”，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尽可能提供方便。晚唐时期，中国陶瓷制品向伊斯兰地区出口处于上升趋势，贸易活动日益兴旺。首先是由于当时伊斯兰在阿巴斯统治下，下达了禁止奢侈的命令，禁止或限制生产金、银及铜器，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的陶瓷，特别是高雅华贵的唐三彩制品。出于这种原因，8世纪末开始大量进口中国陶瓷与三彩制品。在东方，与朝鲜、日本的陶瓷贸易更为频繁。
　　
    安史之乱后，黄冶窑的三彩制品被国内外单纯当作随葬品和珍藏品的时代结束了，作为生活用品的各种各样的三彩兽形枕和器皿包括青花瓷器的生产和输出国外的数量却增加了。
　　　　　　　　　　　　
    唐三彩技术的传播及其对外影响
　　
    黄冶窑唐三彩制品作为中国陶瓷一个重要品种出现于亚洲各国是从7世纪中叶开始的。中晚唐时期，即8世纪初到9世纪末，出口数量大增，输出地点远达非洲。日本、朝鲜半岛、爪哇、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一些古遗址都发现了黄冶窑的唐三彩制品和巩县窑的其他陶瓷。日本以三上次男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考察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唐三彩制品以及其他陶瓷首先传入朝鲜，然后传到日本。唐三彩制品盛唐时期便已大量传入日本。
　　
    我国已故著名学者冯先铭曾看到过从福冈、奈良多处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三彩遗物（1981年《文物》第6期《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其中的三彩枕、绞胎枕、罐等残片显然是黄冶窑的产品。除福冈、奈良之外，日本还有不少地方的古遗址和古墓中出土了黄冶窑唐三彩制品及其残片，如：群马县赤堀町多田山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唐代）的古墓群，其中12号墓于1999年4月的发掘，出土了基本可以复原的唐三彩枕。此枕出土后，引起日本国各地考古研究者的重视，当年5月齐集多田山墓群现场进行研究、探讨。
　　
    大安废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唐三彩五足熏炉残片，是黄冶窑代表性的唐三彩器，日本国的考古研究者根据大安寺遗址的五足熏炉残片，成功地仿制了熏炉炉盖、炉身、炉座的整体。
　　
    三重县三重郡朝日町绳生废寺塔心础出土的刻花唐三彩碗也是黄治窑的典型产品。另外，京都、静冈县也出土有三彩枕等及其残片。
　　
    中国的唐三彩制品和其他陶瓷是当时日本朝野极其向往的贵重物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日益强大的贵族阶层、寺院以及地方豪族的需求而通过民间贸易进口的，也有一部分是由遣唐使带进的。中国唐三彩制品输入日本后，很快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陶瓷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栖琦彰一对中国古代陶瓷以及唐三彩制品的研究造诣颇深，他曾多次前来黄冶窑址实地考察，认为“日本奈良三彩的根源即中国河南巩县黄冶窑。”
　　
    唐三彩和其他中国陶瓷大量输入朝鲜，大约开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新罗国灭日济和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的大部分，进入新罗国的最盛时期，与唐王朝的外交与贸易往来极为密切。唐三彩技术传到新罗后，新罗陶瓷业受到强烈影响，8世纪初，便仿制出了新罗三彩。9世纪新罗衰落，新罗三彩的制作技术却流传下来。1973年在韩国的庆州市朝阳洞发现的三彩三足炉，周身施蓝釉，肩部有一周白釉彩斑，系黄冶窑的产品。黄冶窑出土有与此器造型、釉彩完全相同的完整三彩器和残片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明。
　　
    从8世纪中叶开始，唐三彩制品同其他中国陶瓷作为大宗贸易商品通过“陶瓷之路”输入印度支那诸国以及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爪哇、苏门答腊等东南亚各地，并跨越万里波涛抵达非洲地带。东南亚的柔佛河流域的古遗址、婆罗洲的交莱、马来半岛等地也发现许多唐代中、晚期的三彩制品与其他中国陶瓷的残片。菲律宾群岛的八打雁、布土安古遗址中出土了唐三彩制品和巩县窑的白瓷。
　　
    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位于开罗的南部。1912年到1966年，经几次考古发掘，出土中国陶瓷片12000多片。日本已故学者小山富士夫对出土物进行了分类整理，其中便有黄冶窑所产三彩盘，这是盛唐、中唐时期典型的三彩器，内壁底部所饰印花填彩叶鸿雁纹图案是黄冶窑常见的纹饰。美索不达米亚中古时期的萨马腊遗址亦发掘出土了黄冶窑唐三彩钵、盘以及黄、绿釉壶的残片。
　　
    使人更感兴趣的是黄冶窑唐三彩制品给输入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首先带来了工艺技术上的刺激和美术方面的影响。日本学者三上次男说：“从8～9世纪至15～16世纪，埃及不断输入性质不同的陶瓷。当中国陶瓷的新品种以优美的姿态出现时，不管在什么时代，马上就能造出仿制品来。一输入唐三彩，就出现了所谓的埃及三彩（多彩彩纹陶瓷）……中国陶瓷之所以被珍重，当然是因为它质量优良而又珍贵。同时可以造出很多的仿制品，适合当时的嗜好而被喜爱。大概是由于中国式样的流行，而所谓的中国时髦当时在埃及是很盛行的……这种风潮绝不只是埃及，同时代的波斯也是一样。在8～9世纪的时候，从中国输入唐三彩和邢州白瓷后，马上就造出华丽的所谓波斯三彩（多彩彩纹饰陶器和多彩刻文陶器）……在陶瓷方面，流行中国作风的情况，遍及整个中东地域。”
　　
    各地仿制的唐三彩制品，一般是采取中国的样式，并加入当地的风味和色彩。另一方面，黄冶窑的工匠们也努力开发制造带有异国情调的新品种和装饰内容，以迎合海外商旅和各国人民的喜好。如葫芦瓶、凤头壶、象枕以及装饰方面的翼狮、莲纹、宝相花等。这些造型与装饰图案显然是从国外引进的，具有中亚的风格。中外陶瓷贸易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黄冶窑唐三彩制品生产的发展，丰富了花色品种。
　　　　　　　　　　　　　
    国外的收藏情况
　　
    黄冶窑唐三彩制品在国外不少博物馆中都有展出或收藏，已经确认属于黄冶窑所产的唐三彩制品先后在日本、朝鲜、印尼西亚、印度、埃及以及英、美、法等国被发现。
　　
    台湾艺术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陶瓷大系之三&ｍｉｄdot;汉唐陶瓷大全》一书，收录世界各国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器皿和小型雕塑品160多件，其中可初步认定为黄冶窑产品的70多件。除此之外的唐三彩制品中，一部分似为陕西耀州窑黄堡窑产品。可能被认定为黄冶窑产品中，或有一小部分系黄堡窑所产。这是因为中唐时期，黄堡窑的部分产品如水盂、执壶、盅、碗、盒、葫芦瓶等，其造型、胎质、艺术风格等与黄治窑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只是釉彩方面略有差别；黄冶窑制品的釉彩比较浅淡，自然流淌形成的条带纹饰较多，而黄堡窑制品釉彩比较浓重，有较多的花斑纹饰。
　　
    输出国外的黄冶窑的唐三彩制品，已知收藏单位的有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东京静嘉堂、永青文库等。
　　
    黄冶窑是外销唐三彩制品的主要产地，其三彩制品作为贸易商品大量行销海外的兴旺时间应是盛唐、中唐时期，这与国内各地唐墓以及黄冶窑址出土三彩制品的情况基本一致。【原标题：河南巩义黄冶窑唐三彩的外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