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底，在山东巡抚宝座上坐了两年的袁世凯接到清廷昭令，出任直隶总督。当年12月21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十足地离开济南北上赴任，他得意地对部下说：“我在山东巡抚任内，一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剿办山东境内的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期，保境安民。”假以历史的眼光，袁世凯自诩的“武功”实在不足称道，倒是他的“文治”有不俗之处。
　　      
    玩弄权术无师自通
　　     
    袁世凯早年科举屡试不中，便弃文习武，前往山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吴长庆，就在吴的营中读书。袁世凯谦抑自下，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取得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成为一名小小的军需官。经过10多年的投机钻营，平步青云地升任山东巡抚。
　　      
    在任山东巡抚时，为了解山东各府州县的情况，袁世凯经常派员分头下去密查。他总是先派一个人去，接着再派另一个人去。这两个人都对他直接负责，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知情。如果他们所查的结果互不相同，他还照以前的办法另外再派两个人分头去查，然后再把所查的结果和上次的对照。对查报真实的予以奖励，对谎报不实的则进行处罚。袁世凯曾对儿女们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够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1900年7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慈禧太后圣谕催促袁世凯立即出兵保卫京师。袁世凯一面回奏朝廷即日调兵兼程北上；一面打电报以山东省的名义参加“东南互保条约”，宣布对外国人“负完全保护责任”。他随后把部下叫来，嘱咐说：“你们带兵6个营北上，必须慢慢走，等等瞧，走到直隶省边境得停下来，看准风色行事，切不可和洋兵冲突，引起战争。如果北京失守的话，两宫必然出走，你们就应该找到两宫所在，带兵前往保护圣驾，这时行动越快越好。”
　　     
    八国联军撤退以后，慈禧太后在西安行宫接到袁世凯恭请“两宫回銮”的电报，便取道河南、直隶回京。袁世凯便在山东各地急忙采办大宗绸缎、日用品及食物，另备白银20万两，派人专程去太原上贡。
　　     
    同年12月15日，袁世凯由济南亲自到直隶省顺德府迎接两宫圣驾。袁世凯望见太后御辇来到，便匍匐道左、跪请圣安，随即放声大哭。众大臣一看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是一件犯忌的大事。按清朝制度，王公大臣除了国丧举哀大哭外，平时绝对禁止对皇上哭泣。随驾官员见袁世凯此触犯天条之举，都替袁世凯担心。慈禧太后也觉得很奇怪，便问袁世凯为何要哭。袁世凯抽泣着回答：“臣见圣容消瘦，痛彻肺肝，不觉失礼，忘却大罪在身。”慈禧听了袁世凯的回答，反倒安慰说：“瞧你这孩子，咱们今天能够见到面，总算是菩萨保佑，现在你也用不着再伤心难过了。”并一再夸奖袁世凯是一个尽情尽理的大忠臣。
　　     
    1901年11月初，李鸿章生命垂危时，上书清廷保荐袁世凯继任其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清廷准奏。但是袁世凯的生母此时在济南病逝，根据清廷制度，袁世凯应“丁忧”辞职。慈禧认为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告密有功，并有太原进贡及顺德府接驾等忠贞表现，乃亲准袁世凯即刻上任，这在清王朝是绝无仅有的。
　　     
    兴学育才有所作为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王朝认识到要变法自强，并下决心兴学育才。光绪皇帝发布了书院改学堂的上谕。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正在家里休假，看到皇帝的谕旨后立即组织人员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1901年9月上奏光绪皇帝，认为“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分斋督课，其中专斋相当于大学，正斋相当于中学，备斋相当于小学。尤为重要的是，他还拟订了《山东大学堂章程》，分学堂办法、学堂条规、学堂课程及学堂经费4章，对如何创办省城大学堂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10月初，奏折得到清廷的照准，于是山东首先办起了一个官立山东大学堂，10月正式开学。这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在各省最早兴办的官立大学堂。
　　     
    这是山东官办“新教育”之始，也是全国兴办的最早的省立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同私塾和科举制度比较起来，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具备了近代正规高等学校的体制和规模，那时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划分专业，但也分了本科和预科，学制定为3年，并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课程设置除了经学外，开设了20多门课程，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新课程虽然大多数是基础课，但在清末已属先进，别开生面，具有时代气息。在随后的不长时间里，景贤书院和济南书院也分别被改为东运中学堂和济南府中学堂，接着又创办了山东师范馆。
　　      
    山东在开办新式学堂方面进展较快，一时成为各省效法的榜样。武将出生的袁世凯后来经常与其子女谈起这件事，他说，自己从小就痛恨科举制度，一生中能有兴办山东大学堂这样的不经意的“得意之笔”实在是“最为得意的事情”。
　　    
    镇压民众心狠手辣
　　   
    1898年，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1899年，朱红灯领导山东平原起义，高呼“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
　　      
     1899年底，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并带去了自己新建的武卫右军，到任的次日他就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露出了镇压人民、充当洋奴的面目。袁世凯将山东原有的旧军加以改造，派冯国璋负责主持操练事宜。袁世凯对官兵训话说：“义和团实属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
　　     
    并当即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他认为杀一儆百是个有效的方法，就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布鲁克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派精兵悍将前往肥城大肆搜捕团民，押往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当即判处2人死刑，1人终身监禁，3人充军，4个村保受鞭笞之刑。并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白银9000两，又给布鲁克建立纪念碑。
　　    
    袁世凯对义和团展开了极其残酷野蛮的血腥屠杀，他接连不断地命令所属军队，要见“匪”必杀，对于那些“拳匪”成堆的大小村庄，可以开炮轰击，不必缩手缩脚。如作战不力，“无论官兵一律提头来见！”又命令各级地方官，捕获“拳匪”不必开堂审案，可以当场处决。雷振春奉命去清剿齐东县，该县有一个700户人家的大村，大都参加了义和团，土寨坚固，兼有快枪。雷振春感到为难，请示袁世凯。袁世凯正言厉色对雷振春说：“办大事的人切不可有所顾及，若再这样姑息下去，安有肃清之日，你立即回去，如他们胆敢抗拒，立即开炮轰击，务求早日解决战事。”雷振春即返齐东，遂命炮兵轰击，使该村成为废墟。当时，山东民众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着“杀了袁龟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
　　     
    袁世凯所属军队有洋枪大炮，在清朝军队中是现代化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山东义和团仍然坚持反击清军，但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次悲壮的战斗后，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伤。首领朱红灯被捕英勇就义，其他首领王立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人见这位新巡抚不像前任巡抚那样善待他们，所采行的措施极严厉，于是纷纷率领徒众向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发展。李鸿章当时正任两广总督，看到直隶遍地烽火，而山东则是风平浪静，慨叹赞赏地说：“袁家这小子，真不含糊！”（原标题：袁世凯：阴差阳错的文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