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作市，很少有村子会像它一样在世界知名，这就是位于修武县西北四十五里的当阳峪村。当阳峪村举世闻名，不是因为村子西南现在香火很旺的圆融寺，尽管圆融寺建于北魏（有人说建于更早的石勒时期），尽管这里有明代周定王捐赠的玉佛，尽管在数年间释果建大师把这里经营成国家4A级风景区。它之所以在世界享有相当的知名度，是因为村东一片方圆二公里的台地，在自然形成的断崖上，经雨水冲刷，瓷片、窑具大量外露，作坊遗迹时有发现，这就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著名的当阳峪瓷窑遗址。
      
    当阳峪瓷窑始于晚唐，盛于北宋，延续于金元。而历史悠久不是它知名的主要原因，人们更惊羡这里所产瓷器的艺术之美。在当阳峪瓷窑最鼎盛的北宋熙宁至宣和年间的五十多年时间里，这里生产出了白瓷、酱釉、黑釉、绿釉、三彩釉瓷以及绞胎瓷、钧釉瓷。装饰手法更是多姿多彩，艺术性高超，为世人喜爱和传诵。其剔花装饰最负盛名，釉色以黑白强烈对比于一器，或褐白柔和相映为一体；剔花线条流畅，图案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酱釉地划花、白釉地彩绘划花、白釉绿彩等，纹样洒脱，剔划生动，制作水平很高。此时的当阳峪窑绞胎器可谓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纹饰最精美。白黑、白褐、白灰、白棕等不同胎泥配合，以特殊工艺手法，绞成美丽的花纹，如云片，如鸟羽，如木纹，切割拼接成形，上釉烧造成器，工序繁杂，难度极大。绞胎的碗、盘、杯、瓶、枕、动物瓷塑等产品极为丰富。更让人称奇的是酱釉和黑釉器，胎薄如纸，胎白如雪，坚致细腻，釉色如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在两次考察当阳窑遗址后赞其为北方诸窑之冠，而当时的开封界常平司提举，苏东坡的好友程筠，对当阳峪瓷器的赞美更加形象：“开时光彩惊奇异，铜色如朱白如玉。”当阳峪瓷器不仅在材质、器形、艺术装饰达到了完美融合，而且在文字装饰上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和思想情趣，如“众中少语，无事早归”，“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未晚先投宿，有路莫行船”，“路远难传言，风流不立身”，不由不令人点头沉思；又如“日出唱歌去”，“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风吹前院竹，雨折后庭花”，则又让人心领神会，击节赞赏。高品位的文化装饰，更添当阳峪瓷器无穷魅力，正因如此，当阳峪瓷窑虽为民窑，也常被作为贡瓷送往开封。这在程筠的《当阳瓷窑歌》中也有反映：“成器曾将汴王呈，当时见者增羞愧。”当阳峪瓷器甚至远销***，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听说外国打捞了一艘中国的古代沉船，上面就有当阳峪瓷器。
        
    当阳峪瓷窑发展到顶峰时期的北宋中晚期，窑场规模之大，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据当阳峪瓷窑遗址上的宋代窑神碑记载：“时惟当阳工巧，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当时仅窑户就有一百多家，而靠此维持生计，更是多达一万多户。不难想象，当时的当阳峪窑炉林立，浓烟蔽日，数以万计的窑工在不停地日夜忙碌着，前来送料的商贩，拉货的客商，则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来来往往，人欢马叫。由此，围绕当阳峪形成了一个方圆数十里的瓷器产业区。这在周边村庄的地名上也有反映，如定和村，就是当时“定货”的地方；阎河村，就是交货、验货的地方；圪料返，则是“给料坡”的谐音。在民间，有一个《家有万贯，顶不住蒸馍蘸蒜》的传说，说的是当阳峪因为瓷业发达，规模空前，仅因此发家的窑户员外就有三百六十家。他们为更好地生产，就得进行必要的协作。为了节省劳力，经过协商，每天只到一家吃饭，一年到头正好轮上一遍。紧邻当阳峪的南边，有一个岗庄村，村中也有一家大员外，姓马，以种地为业。马员外看见人家协作搞得怪好，就也想入伙。于是，他亲自登门说合。经过大家协商，最后决定，为了不打扰原先轮换管饭的次序，就让马员外光管吃馍时的蒜水就行了。马员外一听，欣然答应。回去后，便抽出一部分地种上了蒜。大蒜收获得很好，但一年下来，根本就不够用。第二年，他又在一半地上种蒜，但仍然不够用，还得拿钱去买蒜。第三年，他把全部土地都种上了蒜，收获下来，还是差得不少。这是啥原因呢？原来，当阳峪的烧瓷业务又有所扩大，窑工大量增加。这位马员外就这样没有经过四年功夫，万贯家产竟然被吃蒜吃光了。这个传说不仅讲述了不怕业大就怕吃家多的生活道理，而且也很形象地说明了当阳峪瓷窑的规模之大，窑工之多。也正因为如此，加上它集诸名窑之长于一身，在北宋时期，当阳峪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瓷都。
    
     而当阳峪扬名***，却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个外国人有关系。1933年，在焦作福中福中公司工作的英国人司瓦洛雇用当地农民多次大规模挖掘和收购当阳峪瓷器，并将窃得的瓷器标本运回英国在伦敦展出。第二年，瑞典文物商人卡尔贝克应司瓦洛之邀，对当阳峪窑址进行了寻宝式的考察，在窑址搜集大量瓷片，并撰写了《记当阳峪陶瓷器》一文，首发在瑞典《人类学》的杂志上，将司瓦洛挖掘的器物及当阳峪的产品介绍到国外，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1941年，日本古陶瓷学家小山富士夫根据他自己的考察和认知，撰写了《北宋的修武窑》，因为卡尔贝克在此之前称当阳峪窑为焦作窑，由此引发了日本和欧美学者关于此窑名称的长达数年争论，史称修武窑事件，当阳峪窑由此名声大噪，蜚声中外。就这样，当阳峪瓷窑作为最早进入学界研究者的视野的古窑遗址，加上它所产瓷器本身的精美绝伦，巧夺天工，以及因为存世极少而带来的身价倍增，其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和份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当阳峪瓷窑毁于金兵入侵，而出土的器物和残片却有金元之物，虽然在质量上不能和宋瓷相提并论，但这说明当阳峪瓷窑在“靖康之变”后并没有从此灭火，而是间隔一段时间后继续延烧下来。从考古发掘来看，有窑炉叠加现象，说明窑址曾经出现过较长时间的停火。合理的解释应是，金兵入侵，给当阳峪瓷窑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绝大多数窑户和窑工们不是被杀，就是南逃。但随着宋金对峙局势的形成，中国北方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稳定，幸存下来的窑户和窑工，为了维持生计，重新开始点火制瓷。在民间，关于当阳峪窑的毁灭，则传说是当地窑场有面挡阳宝旗，每当夏天炎热或瓷窑出瓷时，把旗在南山坡上一插，方圆数十里内，顿时变成阴天一般，窑工们干起活来既凉快，烧制的瓷器又锃亮。有一天，皇帝来到怀州巡视，得知这一情况后，极为震怒，认为此旗会坏了他的天下，回去后就派来三千御林军前来收旗。三百六十家员外们听说官兵要来，个个吓得手足无措，慌乱中便把挡阳旗埋在了一口枯井之中，然后纷纷带着家小四处躲避。御林军到后，包围了村子，杀气腾腾，逐家搜寻宝旗，声言若找不到宝旗，无论老幼，格杀勿论。有个吓破了胆的窑工向官兵告了密，可是在那口枯井中，却怎么也找不到宝旗了。御林军找不到宝旗，就把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员外和窑工全都杀死，村中财物和瓷器抢劫一空，并将瓷窑毁坏。从此，历史上著名的一处民窑沦为一片废墟。
     
    挡阳宝旗的传说自是无稽，但当时有无插旗之事实，却有待考证，因为当阳地名有些古怪，而且村民在1996年建设石料厂时真的在村南坡上发现了一块“插旗石”。此石为青石材质，露出地面一米多长，50多厘米宽，20多厘米厚，上中部有一个直径约10厘米的通透孔，孔一边圆一边方。如果这块“插旗石”真的是当时之物，我的猜想是，此石所插之旗必是当时的窑号名，如“焦家作”、“李家作”之类的。
     
    站在当阳峪的窑址上，环视这条被山合围着的山峪。但见夕阳如血，青山无语，惟有那吹了千万年的山风，还在一如继往地晰呖着，似乎是在诉说历史的沧桑。（原标题：千年瓷都当阳峪,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