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李固并没有多少知名度，但在当时，该人却名满天下。他被诬入狱时，引发朝野激愤，被释放后，又轰动了长安，臣民们高呼万岁，声浪此起彼伏。执政的外戚集团心虚胆怯，不得不再度把他投入狱中。据《资治通鉴》记载，李固，字子坚，生于公元94年，汉中南郑（今陕西南郑）人。汉顺帝末期入朝从政，历任议郎、刺史、大司农及太尉等职。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147年，受到梁冀集团的诬陷，死于狱中，时年54岁。　　
       
    东汉后期，政坛怪相迭起，皇帝基本上是个招牌，皇权被严重支解，一会儿外戚火得不行，一会儿宦官挑台唱戏，各种力量纠缠不休，斗争无时不在，有时甚至你死我活。因为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正义一方总是居于弱势，死人的事儿经常发生。李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凭借良心正义，慷慨激昂地走完了人生之路。他就像一位辛勤的农夫，面对铺天盖地的荒草，竭力铲除，最终还是回天无力反被恶草淹没。对于李固，本不该苛求什么，毕竟，他为那个腐朽的王朝尽了力，送了命。但他的死，总让人觉得遗憾，想起来不那么舒服，从这个理由出发，帮他分析一下败因，找一下误区，于他算是个祭奠，对今人也多少会有些益处。
        
    误区之一：对自己期望过高，对困境估计不足　　
        
    这一条是说得通的。他从小就有大志向，目标是做大官，干大事，当中兴之臣。这种志向让他与众不同，比如求学，他常常“杖策驱驴，负笈从师，不远千里”，苦读十多年，学贯五经，大儒的名声传遍四面八方。其中有3个情节，彰显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一个是他出身显贵，老爹位居三公，他却改名易姓，隐瞒出身，决心走自己的路。另一个是他并不是单纯苦读，而是边学边结交天下英贤。再就是，他从政比普通人晚，入仕时已30出头，这说明他并不急于当官，而是致力于储备知识，历炼才干。再比如，他的从政之路也颇为独特。一般人当官大体有3个途径。一个是家族成员保荐；另一个是地方政府举孝廉茂才；再就是被某位朝臣选去作掾（属官）。这些路径，李固一个也没看上。他曾经5次被推举孝廉茂才，均不予理睬，以致于“五府连辟，皆辞以疾”，在被授予议郎、县令后，又自行辞职。这些机会，普通人求之不得，他却干脆利落地予以放弃。他有点儿牛，有点儿狂，对下层岗位不屑一顾，谋求的是直接参与朝政，是话语权的绝对获得。他坚信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力，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起码能修复乱局，让皇权回归。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简单了。这个时段，皇帝年幼，太后临朝，梁商父子手握大权，宦官上窜下跳，官员们有的卖身投靠，有的明哲保身，朝政严重扭曲，气氛令人窒息。对这些情况，李固知之不多，想得不深，尽管后来身居高位，但权力受限，独木难支，原定的目标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误区之二：曾经顺利的仕途让他放松了警觉，小看了对手　　
       
    政治环境虽然恶化，但李固的仕途还算顺畅。他始任大将军梁商的从事中郎，后出任荆州、太山两地太守，公元142年任将作大匠，2年后，任太尉，参录尚书事。短短8年多时间，李固就从百姓起步，一直干到太尉，这个过程明显太短，角色转变太快，一般人肯定承受不了，但李固不同，他有强烈的心理期待，有居高位做大事的追求，走到这个岗位，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太尉属三公之列，再加上录尚书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一定很爽，感觉就像登泰山而小天下。值得一提的是，太尉的任命是在顺帝去世、两岁太子继位的同时完成的，这似乎表明，晋升后的李固具有辅政的意味。但很不幸，这是个错觉，更为不幸的是，这种错觉在他大步晋升时就已存在。　　
        
    现在看来，他对自己进步的原由看得不甚明白，真实的理由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他真的有才，宫廷对策曾被顺帝评为第一，任太守时，政绩也被列为天下第一。在荆州和太山两地，他平定暴乱，辖区安宁，凸显了政治才干。另一个是梁氏集团没有把他列为政敌，对其升迁也没有刻意打压，有迹象表明，梁商和梁冀父子似乎还想把他纳入麾下，培植为亲信。对后一层意思，李固并没有意识到。在他看来，自己的一路晋升，完全源于个人奋斗，是政绩使然。特别是升官期间他和对手过招的经历，强化了他的这种错觉。有两件事比较典型，一件是，第一次宫廷对策时，他对阿母受封和宦者乱政提出过非议，受攻的一方编造罪名，联手反击，但未能得逞。另一件是，在荆州太守任上，他举报南阳太守高赐违法犯罪，梁冀接受高赐贿赂，为之千里传檄，紧急救助，李固不依不饶，坚持要把高赐绳之以法。梁冀无奈，只好移花接木，把李固平职调到太山。这两件事，并没有对李固构成危胁，也没有迟滞其晋升步伐。他由此得出了结论，外戚也好，宦官也罢，没什么了不起，能量不过如此。如此一来，他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误区，高看了自己，低估了对手，以致于在后来的争斗中，频频失手，斗辄必败。
       
    误区之三：斗争策略有误，手段过于简单　　
       
    李固是大儒，不喜欢权术，不玩儿歪门邪道，就像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必须等对手做好准备，拉开架式，这才出手进招。儒家那套仁慈忠恕思维、那种温良恭俭让的行为方式被他完全继承，这就决定了其斗争策略和手段是简单的、温和的，不外乎教诲劝诫之类，都是些嘴皮子上的功夫。他坚信仁者无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一以贯之，即便策略有所调整，也总是万变不离其宗。　　
       
    顺帝阳嘉二年，他鲜明地提出了以德晋爵、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选贤任能等系列主张。对此，各方反应不一，顺帝高兴，外戚沉默，只有宦官闹了闹，但没闹出名堂。在梁商门下任职时，他有些天真，以为只要梁商主动退还权力，那么外戚专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于是，他劝告梁商“功遂身退，全名养寿”，结果是对牛弹了一回琴。梁商死后，其子梁冀接任大将军一职，梁大将军和妹妹梁太后一起，共览政权。李固认死理，对梁冀也是老套路，仍然是循循善诱，讲理明义，期盼着收到仁者无敌的效果。梁冀比他老爹暴虐得多，对李固的说辞不屑一顾，公开推行顺者昌逆者亡的方针，无论是谁，如果胆敢对梁氏家族说三道四，必欲杀之而后快，不长时间里，多名正直之臣一一死在他的刀下。对于这些，李固想必都看到了，反思过了，也知道自己玩不过人家，不得不调整策略手段，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没有看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没有半点儿胜算，因为权在梁冀手里，选谁为帝完全取决于梁氏。顺帝死后，太子也就是冲帝接班，双方均无异议。冲帝只有两岁，刚学会说话，李固根本指望不上，好在，几个月后冲帝病故。李固知道机会来了，决心选一个“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他看好清河王刘蒜，梁冀和太后却选中了刘缵，这个回合李固不战而败。刘缵8岁，天真阳光，就因为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便被梁毒死。接下来还要选皇帝，这一回合，李固发誓要狠一点儿。他联合多位重臣，隆重推出清河王刘蒜。李固有点儿幼稚，以为众意难违，心说你梁氏再霸道，也不能不考虑大家的意见吧。哪知，梁冀就是不吃这一套，在皇族中找了个叫刘志的人接替皇位。李固生气了，反复上书，絮絮叨叨地讲道理。梁大将军更生气，随便弄了个罪名就把李固关进了监狱。误区之四：组织准备不足，抗衡能量不强。　　
        
    外戚和宦官经过多年经营,早已有了规模，各自形成了利益团伙。两家既有斗争，也时常联手，有时连皇帝都对其奈何不得，至于公卿大臣们，别说与之抗衡，就是提点儿批评意见，都得万分小心。应对这种局面，李固不太内行。他的力量太过弱小，组织准备不足，很多时候，只能亲自出马，与两个集团单打独斗。　　
        
    李固是重视组织人事工作的。他曾上疏顺帝，批评朝廷用人失误，建议要广集贤人。当他听说名儒黄琼应诏时，专门写下《李固给黄琼书》，支持老友入朝建功。他还强烈建议重用周举、杜乔等人，积极推荐杨伦、尹存以及房植等名士。两个集团曾举报他任用了49名亲信，似也证明他在用人方面并非无所作为。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冒险保护受迫害的干部，曾一次性罢免了一百余名不称职官员。但是，他至少有两个失误。一个是用人品种单一。他看中的大都是学习成绩好、有点名气的知识人士，对那些运筹帷幄者、出入宫帏者乃至舞枪弄棒者却视而不见。桓帝后来正是依靠这些人，才灭掉了梁氏。另一个是选人不准。面对两个集团的白色恐怖，一部分人卖身投靠，为虎作伥，大部分人集体失语，当了缩头乌龟。在最后一次选立皇帝时，唯有李固和杜乔坚守立场，其余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到了梁冀阵营，其中也包括李固选任的某些官员。（原标题：李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