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祖归宗
       
    如今在伊川，有成百上千的范氏后裔，其中不乏范仲淹文化的研究者，范章是当地公认的权威，他是范仲淹的第２８代孙，退休前在伊川县公安局工作，如今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秘书长。６０多岁的范老先生身材高大，腰板笔直，看上去像一位脱去戎装的将军，但说话却慢条斯理：“要问文正公当年为什么选择伊川作为最后归宿，当然是因为他的母亲葬在了这里，可要问他的母亲怎么葬在了这里，那可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还得从他的家世说起……”随着范老先生娓娓道来，书本上那个虚无缥缈的范文正公渐渐变得有血有肉起来。
     
    据考证，范仲淹是汉代清诏使汝南（今河南郾城）征差范滂的后人，祖籍在今天陕西的彬县，他的１０代祖范履冰在唐朝武则天时期当过宰相，那时举家迁到长安，后来，他的４代祖，也就是他爷爷的父亲，被朝廷任命为浙江丽水县丞。其间，因为中原战乱滞留在了南方，范家从此在苏州吴县定居下来。范仲淹生前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经说过“我本北人，北人淳厚”之类的话。不难看出，范仲淹始终有一种北方的情结。
      
    范家虽然世代为官，但范仲淹的命运却颇为坎坷。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在徐州过世，家境从此变得窘困起来。两年后，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到了山东长山县朱文翰家，范仲淹也更名为朱说。童年时的范仲淹学习非常刻苦，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据说当年范仲淹在山东长山县附近的醴泉寺读书时，经常彻夜不眠，等到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他每天只用一把米，煮成稀粥，放凉凝固后，用木棍划成４块，再掐一点叫作“虀”的野草当菜，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后人广为流传的“划粥断虀”的典故。
   
    文正公小的时候和大多数丧父失母寄人篱下的孩子一样，有着不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一次他看到朱家兄弟的浪费行为，便好言规劝，朱家兄弟脱口说道：“我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一愣，觉得话中有话，不断追问下才有人告诉了他的身世。这件事发生后范仲淹变化很大，他从此下定决心独立生活，并毅然辞别母亲到南京（今商丘市）应天府书院求学。
   
    当时，南京留守的儿子也在这里读书，他看到范仲淹穷得经常吃不上饭，非常同情，就从家里带一份饭菜给他，没想到直到饭菜长了毛，范仲淹也没吃，这个干部子弟很生气，说范仲淹瞧不起他，文正公解释说：不是我不感激你的厚意，只是我已经习惯粗茶淡饭了，如果现在就享受这种丰盛的饭菜，以后还能吃得下粥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元１０１５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被任命到现在安徽省广德县一带当了个审理案件的九品小官。从此他把母亲接到身边，赡养侍奉。这个时期，范仲淹作出了其人生中一次重要决定，他回到苏州要求重归范氏家族，但遭到家族的拒绝。无奈之下，范仲淹最终作出“只求复姓，别无他寄”的承诺，方才恢复了原来的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

    治孝迁洛
    
    从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可以知道文正公后来既没葬在苏州也没有葬在山东的原因了，但为什么会选在伊川呢？
      
     范章老人微微一笑，仍旧是抑扬顿挫的声调。范仲淹夫人的老家在今天的商丘，范母去世后就先葬在那里。范仲淹守制时，在南京应天府书院讲学，其间，他曾到登封的嵩阳书院当过“客座教授”。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都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当时的范仲淹已经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了，从商丘到登封路过伊川时，范仲淹拜谒了姚崇墓，第一次产生了将母亲移葬此地的想法。
     
    姚崇是唐代名相，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３朝宰相。其执政期间，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淘汰僧尼，强令归农，是后人公认的一个对历史发展有贡献的封建官僚。
      
    姚崇墓就在范仲淹墓园东边三四百米的地方，一片麦田中间，３通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一对农民夫妇正在烈日下收割麦子，他们知道这是唐代姚崇的墓碑，但再问姚崇是谁，他们就不知道了。据说原来墓地规模很大，姚崇和他的母亲及其一个曾孙都埋葬在这里，１９５８年平整土地时，姚氏墓冢被毁，仅留下一通４米多高的神道碑，１９８３年，姚氏后裔恢复墓冢时，又立了两块记录修复情况的墓碑。
     
    姚崇和范仲淹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姚崇祖籍河南陕县，其父去世后，母亲改嫁到一个姓黄的人家，后来姚崇当了宰相，曾问其母：将来百年以后是否与父亲合葬一处，其母回答说：人若有灵，纵隔千里也能相知，人若无灵，即便埋在一起也是枉然。于是后来姚崇就将母亲葬在了万安山下。范仲淹当年就是看了姚崇和他母亲的墓以后受到启发，将自己家族的墓地定在这里的。
        
    除此之外，范章还有其他的证据，范仲淹生前曾几次向仁宗建议从开封迁都洛阳，他认为洛阳与开封相比，据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国都。虽然他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他对洛阳始终情有独钟。
   
      “因为母亲改嫁，肯定不能葬在苏州范家的祖坟里，假如将母亲葬在山东，恢复范姓的文正公又不能和母亲埋在一起，两难之下，受到姚崇启发的范仲淹将母亲埋在了伊川。”真不愧是范氏嫡传的子孙、范仲淹文化研究的专家，范章老人的一番推论有史有据，令人信服。
      
    当地老百姓中间还流传着赐葬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这里本来是大宋皇帝看中的陵园，后来发现前面的河叫曲水河，不吉利，就赐给了范仲淹；还有一种传说更离奇，说皇帝的女儿嫁给了范仲淹的儿子，一天，她哭着对父亲说，你把我嫁给了范家，他们家穷得连块墓地都没有，皇帝当然知道女儿的意图，就把这块墓地赐给了范家。据考证，范家根本就没有这份姻缘，但老百姓似乎不在乎这些，他们每每说到这些浪漫的传说，总是眉飞色舞，好像亲身经历的一样。
    
     一段碑文 两样情仇 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二
    
    范仲淹的墓园分前后两域，山门位于前域南部，山门前面是一尊高大的范仲淹全身石像，石像通体白色，在视野开阔的山坡上异常醒目，据说是伊川县的范氏后裔范振国捐资建造的，刚刚落成不久。过山门北行２０余步有座石坊，高五六米，宽三四米，坐北朝南，四柱三门式建筑，中柱之顶蹲着个怪模怪样的石雕兽，据说叫“望天吼”，它这样威风凛凛，仰天长啸着已不知多少年了。中间两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嵩少青山高道德，涧瀍碧水洁频蘩”。
    
    石坊北面依次是范仲淹母亲、范仲淹、其长子范纯佑的墓冢。我绕着文正公的墓冢走了一圈，四周杂草丛生，即便在这万物生机盎然的初夏时节也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石坊西面的范氏祠堂倒是焕然一新的形象，同行的当地同志告诉我，１９９４年，守墓人的一次疏忽酿成大火，整个飨堂皆成灰烬，结果清朝康熙、乾隆、光绪３位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化为乌有，如今我们看到的祠堂是香港范氏后裔范止安捐资３０多万元兴建的，去年刚刚落成。祠堂门前分列的石翁仲、石羊、石马、石狮子都是原物，神态各异，造型逼真，这些残缺斑驳的石头似乎在述说着墓园千年的沧桑。
      
    墓园的七八通石碑是保存较为完整的艺术珍品，其中尤以“神道碑”最为珍贵。“神道碑”位于范仲淹墓冢前面２０米处的祠堂西侧，全称“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碑文记载了范仲淹一生的事迹。我刚走近前，立刻感觉一股逼人的气势扑面而来，碑高４米有余，宽近１．５米，比我们平常看到的石碑高大许多。碑额正中是宋仁宗皇帝亲撰的“褒贤之碑”四个字，据史书记载，当年宋仁宗听说范仲淹病逝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命令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并追封范仲淹为兵部尚书，为“神道碑”题额。
   
     “神道碑”的碑文由欧阳修撰写，据后人评价，文章“叙事精简，词语精练，过渡自然，详略得当。描写之生动、评论之中肯、说明之详尽、抒情之热烈，莫不浑然天成”。碑文刻字为隶书，纤细中透着浑厚，飘逸中兼容凝重，文精字美，相得益彰。我尽可能靠近这块穿越千年时光的巍峨石碑，希望它能带我走进历史深处，去寻访大宋王朝的神秘往事，可除了分辨出几个并不连贯的汉字符号外，一无所获，碑文斑驳销蚀，许多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和守墓人范钦忠老人的一次不经意的闲谈，却让我发现了这通“神道碑”隐藏的秘密，从中也引出了范仲淹墓园的第二个历史之谜。
     
     范钦忠老人是范仲淹的第２８世孙，如今是范仲淹墓园的专职守墓人，他的牙快掉完了，说起话来跑风得厉害，但并不影响表达。老人说，几年前，一个外地人来范园参观，趴在“神道碑”前一看就是半天，范钦忠觉得奇怪，就和他聊起来，原来他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是专门来看这块石碑的。大学教授告诉他，这“神道碑”上的碑文和历史书上记载的不一样，比书上少了２０多个字。范钦忠是范氏嫡孙，从小也听过不少关于他老祖宗和这墓地的故事，但这事儿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就千方百计要问出个究竟。那个大学教授告诉他，欧阳修写的这篇墓志铭早在范仲淹去世两年前就写好了，漏掉的那２０多个字写的是范仲淹和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闹矛盾的事儿。范钦忠就问，那吕夷简到底是个啥样的人啊？教授说：你看过电视上演的《宰相刘罗锅》吧，吕夷简就和那里面的和珅差不多。那咋会漏掉了２０多个字哩？教授又告诉他，范仲淹死后，欧阳修把这篇墓志铭交给了范仲淹的二儿子范纯仁，当时朝廷正要提拔范纯仁当大官，而吕夷简是当朝宰相，地位高，权势大，范纯仁害怕得罪吕夷简，影响自己当官，就把这２０多字的叙述抹去了，后来欧阳修为此非常生气……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没想到这珍贵的“神道碑”里还隐藏着一个千年的秘密！范纯仁后来果真当上了宰相，而范仲淹生前和吕夷简的政治斗争确实非常激烈，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范钦忠老人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不但条理清晰，而且逻辑性很强，极具吸引力，现在我一点都不怀疑他是范仲淹的后人了。可更有戏剧性的是，当天晚上在伊川的宾馆里，范仲淹的另一个２８世孙范章先生给我讲到这个秘密时，又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说法：
   
    欧阳修不是提前两年就写好了墓志铭，而是写这篇墓志铭用了两年时间。碑文中的确少了２０多个字，但这２０多个字不是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矛盾，而是两人后来都不计前嫌，携手并肩为国家效力了。范纯仁认为父亲和吕夷简的矛盾很深，看了墓志铭以后，觉得欧阳修写的不是实际情况，所以在刻碑时将这段叙述删去了，欧阳修知道后，倒是真的很生气。
    
    范章先生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秘书长，是当地公认的研究范仲淹文化的专家，全国许多学者撰写有关范仲淹的论文时都要请他过目，征求他的意见。拜谒范园的那天，我和范章以及同是范仲淹２８世孙的范兴运两位老先生从下午一直谈到子夜，从“神道碑”上这２０多个字的秘密聊起，一直谈到范文正公的政治、思想、品德以及他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在他们眼里，范仲淹既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又是他们家族一个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欢乐、有无奈的老祖宗。随着两位老人的叙述，我好像真是回到了几百年前大宋王朝的历史现场。
    
     范章说，当年欧阳修写这篇墓志铭，确实非常之难。吕夷简在朝中势力很大，写范仲淹的一生，要涉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涉及的人物当时很多都还在世。既要尊重事实，又要保全自己，欧阳公所以用了两年才完成。相比之下，写那篇流芳百世的《醉翁亭记》估计要轻松得多。
   
    范章说，欧阳修说范仲淹和吕夷简言归于好不是没有根据，据历史记载，当年范仲淹挂帅平定西夏，临行前先去拜见了吕夷简，而且公开说过：我和吕公之争都是为了国事，个人之间没有过节儿。另一方面，西征前，仁宗给范仲淹加官一级，吕夷简曾奏请皇上说，加官一级还小，应该再加一级。至于说两个人心里究竟怎么想的，就不好说了，但欧阳修这么写至少不能说是失实吧。
   
    历史上范仲淹以刚直不阿、直言敢谏闻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理怀当言，死无所避”都是他的名言。他为官期间，三次遭贬、两次降职都和直谏有关，好像范仲淹是认理不认人、直肠子不会拐弯的性格，其实不然，史书上评价范仲淹“内刚外和”最为贴切。
     
    首先“内刚”，他认为正确的事，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受到挫折，也不会退缩。范仲淹第一次遭贬就是因为其建议刘太后还政，刘太后不理他，把他贬到了今天山西的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再次起用他的时候，他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上疏，建议刘太后吸取唐朝时“贺娄氏斜封”的教训，还政给赵家。有人认为，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句话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书，它比亨利· 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早７４０年。
   
    另一方面，范仲淹很讲究“外和”，并不是所有的直谏他都赞同。他在一封信中评论说：汉代李膺那帮人虽然博得了一世清名，但使汉朝很快灭亡，如果为国家考虑，不应该那样行事。范仲淹为官期间曾提拔推荐了不少有本事的人，欧阳修就是代表，可当时的石守道大家公认很有才能，但他始终没有推荐，有人搞不明白，他解释说，不是他品行和才能不行，而是他办事不讲方法，为一件事，磕头流血，弄得皇上下不了台，事情不但办不好，还会搞得更糟。
  
     “神道碑”上的缺字之谜，看来还是范章先生的答案更可靠一些，但究竟是那位历史教授搞错了，还是范钦忠老人将故事改编了，我现在也说不清楚。和几位范氏后裔谈文正公，自然有非同寻常的收获，当我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时，范章老人马上郑重其事纠正我：这可不只是一句名言，它可是范仲淹的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然后，范章和范兴运两位老人又开始有理有据地给记者讲解起来。
    
    据说当范仲淹还在读书时，有人问起他的理想，范仲淹就曾经慷慨激昂地回答：“愿为宰辅，得时行道，活天下之命。”为官之后，他曾经说过：“夫不能利则生民者，非大丈夫之志也，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其沟中。”两位老人引经据典，出口成章，看来研究范仲淹不是一年两年的工夫了。
    
    综观范仲淹一生，他从九品小官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绝大多数上疏都与老百姓疾苦有关。从而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以民利为利”的理论，这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声音啊！接着范仲淹又提出“政为民设”的政治主张，最后才形成了“士当先天下而后个人”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守墓人的范家遗风 范仲淹墓园的历史之谜之三
    
    如今的伊川县，姓范的有１０００多人，他们都是范仲淹墓园守墓人的后裔，大都居住在离墓园不到５００米的许营村。如今专职的守墓人范钦忠是范仲淹的第２８世孙，自从那个渎职酿成火灾的前任“退休”之后，他就一直守护在这里，如今守护范园可不单纯是他们范家的私事了，县文化局每月还给他发１００元的工资呢。
     
    我问老人，如今的墓园和他小时候记忆中的有啥不同﹖他说，最大的变化是树少了，现在还能看到墓园里碗口粗的松树柏树，但老人说，家谱上记载，明朝的时候这里栽了１０００多棵松树和柏树，直到１９３８年，当地政府要收他们的税，他们不同意，家族决定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去告状。为了筹集路费，家族的人就把墓园中的大树全伐了。范钦忠解释说，历朝历代留下的规矩，墓地周围划出的一片田地不用缴税，收获所得全部用来祭祀，所以当时的范氏家族才要告状，“结果状没告赢，树却砍完了”。伐树的当年又栽了一批，１９６０年架电线，又伐掉当电线杆子用了。现在这些树都是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种的了。
    
    解放前，许营村凡是姓范的，家家户户轮流守墓，尤其是秋冬季节，黑夜白天都没有断过人，那个时节，一是为了防火，二是防人偷树。“谁来安排你们守墓？”我问。“族长啊！那时候，族长是整个家族的最高领导，所有大事都由族长决定。”范钦忠老人还告诉记者，至今许营村的范氏家族还有族长哩！
   
    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按照当地村民的指点，在许营村里寻找范家的族长。万安山脚下的许营村，姓许的倒不多，姓范的占了七八成。村民告诉我，这族长既不是民主选举的，也不是“组织”任命的，完全是论资排辈，谁辈分高谁当，若是辈分相同，再按年龄大小决出“胜负”，当然是谁年纪大谁干。
   
     远远看见一个农民肩上扛着个锄头，锄头上还挂着个篮子，从山坡上悠悠地走过来，旁边人说：“喏！那就是我们的族长！”我想象中的族长应该是一个白眉长髯、目光炯炯的老人坐在太师椅上，嘴上叼个烟袋、半天不说话、一副不怒自威的仪态。可走过来的这位大概有五六十岁，嘴角带着微笑，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族长叫范迪贤，是范仲淹的第２７世孙，完全是因为辈分优势走上了领导岗位。他笑着说，现在的族长已经是“徒有虚名”了，不过每年祭祀的时候多磕几个头而已。从短暂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如今族长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安排每年的祭祀活动。最近几年，每到清明节都有１０００多名范氏后裔来范园祭祀，他要组织范姓村民搞好接待工作，把客人分配到每个家庭，“虽然条件差点，但总得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吧！”范迪贤说，最近几年条件还好一些了，过去村民家里连床多余的被子都拿不出来。旁边一位村民接过话头说：“我们族长最近几年把权力已经下放到村民组了，我们村８个村民组，有４个组都姓范，族长就让这４个村民组每年轮流承办祭祀活动，他倒落个轻闲！”
   
    从许营村回到伊川县城的当天夜里，范章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他们这个守墓“部落”的来龙去脉。
     
    明孝宗弘治四年，即公元１４９１年，河南都察院右御史徐恪拜谒范仲淹墓，看到这里荒草萋萋、满园颓废，连个守墓人都没有，于是就报告给了孝宗皇帝。明孝宗立即下达１０４号圣旨，命令苏州范仲淹的嫡孙来河南守墓。真有１０４号圣旨吗？范章说，听起来像笑话，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们范氏家谱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呢。范章老人接着说，最先来这儿守墓的是范仲淹的第１６世孙范文成，可他来这儿不到一年，因为过不惯北方的艰苦生活，又回去了。后来只好用抓阄的办法决定谁来这里守墓，结果第１４世孙范昌期抓到了。
    
    我当时完全被这曲折的故事吸引住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在说面前这两位老人的祖爷爷啊！范兴运老人插话说，昌期公的墓冢就在范园前域北围墙后面，前一段平地的时候，竟被人用拖拉机给平掉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昌期公可是范仲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希望将他的墓地恢复并且归到范仲淹的墓园里面。即便是带点私心，我觉得老人们的话也有道理，虽说范昌期当年来的时候可能也不那么情愿，但他和他的后人的的确确已经成了范仲淹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范昌期来到伊川以后，就落户许营村，在墓园周围划出了不用缴纳皇粮的８顷祭田，每年春秋各祭祀一次。１９３８年，祭田被废，从此改为每年春季祭祀一次，沿袭至今。
     
    范章老人记忆中的祭祀是非常美好的。“那可是孩子们盼望的日子，几天前就开始杀猪、宰羊、支锅，一派节日的气氛，清明那天，全族人都集中在祠堂里，案桌上摆放着供奉老祖宗的食物，由族长带领着按辈分高低轮流磕头，小孩们磕头的时候，眼睛就老想往那供桌上瞅，嘴里馋得要流出口水来。仪式结束后，这些祭祀用的食物就可以分给大家了，每家一个篮子，一个挨一个地摆在祠堂里，第一遍是查人头，你家几口人就在你家的篮子里放几颗枣，然后根据篮子里枣的数目分发食物，先是馒头，接着是油炸的麻叶，最后还有一碗肉，说是一碗，其实有时只能盖住碗底，不过即使这样孩子们也兴奋得了不得，那年月，平时哪儿见过肉啊！
    
    范章老人说，他小的时候，族长有两项重要的任务，一是祭祀，二是教育本族子弟。而教育的方法大都是讲故事，每到祭祀的时候，族长就会讲一些范仲淹刻苦学习，做人为官的故事，然后告诫大家：范老爷的子孙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如果做了坏事，就不能再做范仲淹的子孙，明年祭祀的时候你就被“除名”了，不能再站在这祠堂里，分祭品也没你的份！范章说，可能外姓人无法理解，但在当时，族长的这些话对我们姓范的确实有很强的约束力。那种道德产生的力量今天很难解释了。为了能让记者理解这种道德的力量，范章老人还讲了一个故事。
   
    那时许营村里最穷的弟兄俩，没爹没娘，靠要饭为生，到人家门口就叫：“奶奶、婶子，有馍没？”有人在家，都会给他们两个馒头；如果没人答应，即便馍就在桌上放着，他们也会扭头就走。到了秋天收棉花的时候，兄弟俩看谁家的棉花地里有人，就喊：“奶奶、婶子，只摘两朵啊！”大家都会说：“多摘几朵啊！”“只摘两朵！”范章老人说，这都是他亲眼见到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说到这儿，好久不说话的范兴运老人激动得一下子挺直了腰板儿，说：“你看现在的贪污犯，姓范的不多吧！”
  
    范章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从伊川县公安局退休后，更加专注于范仲淹文化的研究和对范园的保护开发工作。他告诉记者，每个月他都会收到几十封信，有的是全国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寄来的论文或文章，有的是海内外范氏后裔发来的询问信件，光回信，就累得他吃不消。除此之外，他还要经常参加与范园有关的活动。虽然是洛阳范仲淹研究会的会长，范章老人也有难心的事，记者想要一份他手上的范仲淹文化研究的资料，老人面带难色，后来我明白了，天南地北都来要这些资料，复印的费用也不少啊！
    
    １９９２年，日本东洋文化振兴会会长鬼头有一教授一行２６人来范园参观，他们显然是对范仲淹文化很有研究，评价范文正公“是日本人民的思想之父”，并捐款３万日元对范文正公墓做了修整。１９５５年清明节时，又专门在墓旁立碑记录了此事。一千年来，历朝历代整修范墓，最后一次是日本人修整的。
     
     记者手头有一份材料，是范章先生１９９８年时写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目前伊川县人民政府、洛阳范仲淹研究会、台湾范氏宗亲会等单位，正着手集资、拨款修复飨堂、仰止亭、牌坊、石俑，建造碑林、范仲淹纪念馆、后围墙等，不久的将来，这位历史上第一流清官人物的藏玉之地，将成为现代第一流精神文明的教育园地。希望中外贤达，都来关心这件最有意义的事，以求早日实现。”如今，这些文中所涉及的建设项目有的已经完成了，有的还是一张蓝图，我知道这是范章老人一生的梦想，真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他的梦想！ （原标题：范仲淹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