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自当今郑州市区而来的河流，自西南而东北穿过大河村先民居住的慢坡土丘，把南北长７００米、东西宽６００米、形似鹅蛋的沙岗地分为东西两部分后，汇入贾鲁河（抑或黄河）。河中鱼翔浅底，蛤蚌层生；河的两岸草木青葱，森林繁茂；土丘的周围莲花盛开，高粱旺盛，粟黍类作物到处都是。土丘附近还有大片沼泽地及连绵不绝的森林，在林中，百鸟啼鸣，野兽出没。那时的森林可比现在大河村遗址南边的郑州森林公园与遗址西北６８公顷的人造景观绿地美妙得多。这不是想象中的历史，而是曾经存在的事实。　　
        
    自６８００年以前起至商汤在郑州建立的都城被遗弃之时，大河村的先民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大自然中。他们送走了黄帝，迎来了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看遍了中原大地的烽烟，目睹了方国的毁灭与王朝的更迭。在这不大的土岗上生活了３３００多年后，大河村人才告别了这片在他们眼里也许不再美丽富饶的土地。
         
     一个“村”辉煌３３００年　　
        
    大河村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的文明，却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更别说自己的名字了。　　
        
    也许有些我们熟知的名人“籍贯”就在大河村，只是我们无从考察。但有一个问题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惊人答案的，那就是五六千年前的大河先民前后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他们肯定有着难以计数的子孙（那时郑州周边地区，也就是狭义的中原地区，才１０多万人）。我们没法肯定自己是大河村先民的后代，但也同样没法否定自己就不是大河村先民的子孙。　　

    现在，我们脚下的大地，曾是大河村先民们编织梦想的地方———郑州的老城、新区也许就是他们种下高粱粟黍、植下莲种的旱地水田，就有他们捕鱼的泽塘河流，就是他们追逐野兽的猎场。而从１０７国道驶入高速公路时那滚滚车轮碾过的土地，则肯定是他们经常结伴而行的地方。　　
        
    商代之后，大河村先民告别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这片热土，不知所终，但他们留在这儿的文化，如今却荡漾在我们的生活中，最直观的一个例证就是郑州满街那数不完的“大河”品牌。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酒类企业，因了“大河村”的名头和“彩陶双连壶”式的酒瓶一夜之间“建功立业”，这无疑也和它传承了“彩陶双连壶”那饱含“同心”、“和合”、“友情”等传统文化因子密切相关。如今，消失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大河村文化在郑州复活了，而唤醒它们的，无疑是历时１５年共计２１次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考古学家播下了种子，我们在收获。”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李卫国说。　　
        
    １９７２年时郑州地下水位之高，是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的。就是在大河村遗址那样的沙岗上，考古工作者只要挖到２．５米以下，水就会泉涌而出。地下水的不断涌出，加之不敢破坏地下的重要遗址，使得考古工作者也只好就此住手，停止发掘。１９７３年，考古工作者架起抽水机不停地抽水，终于发掘到地下５米的地方，出土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重要遗物，还清理出房基１１座、灰坑５５个、土坑墓３３座、瓮棺葬４６座。部落成年人死后一般埋在公墓里且没有葬具，小孩死后则拿鼎、罐、盆等作葬具，埋在房前屋后。那时死亡的孩子也许是不让入公墓的，后来中原地区未结婚者死亡不许入祖坟当是这种习俗的延续。那时的先民也可能是怜惜孩子，不想让其远行，故下葬时用鼎、罐、盆等作葬具，但用这些生活陶具扣死的葬具上要打个孔，目的是让孩子的灵魂从这儿出来以再生。孩子死亡后不再抛尸荒野，这就是文明，是巨大的社会进步。考古工作者发掘到地下５米的地方，还是不到生土层。考古学上的文化层，犹如我们堆垃圾一样，有着时间顺序，上面的是晚的，下面的是早的，只要不见垃圾底部即生土层，就说明先民遗存的文化还没有被发掘彻底。就这样，一连８年，考古工作者前后发掘１２次，一直没能发掘到底，当然也不可能彻底认清大河村文化的全部面貌。　　
        
    大河村的先民到底给我们堆积了多厚的文化？它的早期文化到底是什么？这悬念太让考古学家着迷了。　　

    １９８１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探方中安了４台抽水机，至地下２．５米时抽水机开始启动，至地下５米时由于水量增大又添加了２台抽水机。尽管他们每下挖２．５米就向内收缩１米，以防塌方，但由于水太大，还是塌方了，还是没能发掘到生土层。　　

    为彻底揭开大河村之谜，１９８５年，考古工作者除自备抽水机和发电机（以防意外停电）外，还租用了大型排水设备。尽管到１０米以下时曾发生多次塌方事故，但他们还是日夜奋战，前后历时３８天，终于掘到生土层———１２．５米的地下。对发掘的研究表明，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文化的重要文化遗址，大河村先民竟然在这里连绵不绝地生活了３３００多年！　　

    对于大河村遗址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说过一段话：“你说二里头遗址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河南可以拼凑一个二里头，却拼凑不了一个大河村。河南唯一能与大河村相比的，只有淅川下王岗，但下王岗的地理位置，又远远不如大河村。”　　

    大河村是一把３３００年的文化标尺，它的文化叠压关系是考古学家丈量在那３３００年内消失的其他文化的一个标准、一张年表。
        
    兼收并蓄成就中原文化　　
        
    有句成语叫“问鼎中原”，意思是说，谁有问鼎的能耐，谁就能统治中国。　　
        
    这个成语诉说的历史，无论通过文献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可以明确地在商代辨认出来，进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头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传说中有关夏人对东方的胜利，都意味着中原在当时已经很成气候了。但是，这个历史趋势的出现却应该是更早的事情。　　

    “鼎在８０００年前的郑州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已经出现了，但那时鼎还不是裴李岗先民生活用具的主流。到大河村仰韶文化时代，鼎已经成为大河村先民生活用具的主流了。在该遗址出土的各类器具中，鼎是最多的，有９０多件。”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李卫国说。很显然，鼎在５０００年前就成为大河村先民最主要的炊具。　　
        
     没有陶器与有了陶器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没有陶器之前，无论是肉还是粮食，能生吃的便生吃，不想生吃的，最多也就是烤烤。有了陶器，一切都改变了。因此，先民十分重视陶器生产。从所有的中原古遗址来看，其遗存最多的器物，都是陶器，概莫能外。裴李岗时代，三足钵是陶器的主流（钵是吃饭的器具，是我们常说的“衣钵”之源），后来先民掌握了陶器加砂的技术（没有掌握该技术之前，细陶是不耐火烧的，很容易爆裂），开始以罐作炊具，下面垫几块坷垃，以便烧火做饭。裴李岗先民虽发明了鼎，但还没有普遍使用。　　       

     大河村文化传承了裴李岗文化的衣钵，不但继承了它的纺织技术（两个文化遗址都有纺轮出土）和陶器技术，更让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炊具。著名历史学家严文明将５０００年前以郑州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圈称为鼎文化圈，把以三门峡、西安地区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圈称为彩陶文化圈。位于鼎文化圈内的大河村先民以鼎为主要炊具，以壶和罐为主要汲水器。而彩陶文化圈则以罐、釜加灶架以及后来少量的罐形鼎或釜形鼎为主要炊具。　　
       
    大河村彩陶当是吸收了彩陶文化圈彩陶技术的元素。不过彩陶文化圈的彩陶花纹以几何纹、植物纹和鱼类动物纹为主，而大河村的彩陶花纹，则大都是太阳、月亮、星星等，有的陶钵上竟然画着１２个太阳。大河村人把目光投向天象，显然对天文学的产生与靠天吃饭的农业影响深远。大河村人吸收了彩陶文化圈的彩陶技术，但郑州地区鼎文化圈中的快轮制陶、封窑烧陶技术与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却都未被彩陶文化圈所吸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时中原地区的鼎文化圈因混合进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变得复杂而丰富起来，而与此同时，它的地位也越发显赫。至夏代，“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鼎成为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它的大众炊具的功能几乎完全被鬲所替代。禹以九鼎铸造了中原的王者之尊。而此时，周边地区“礼失而求诸中国（原）”。由此可见，交流不仅在技术、贸易等经济层面上，它更在文化、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统治权术的层次上进行着，但这时的周边地区是在向中原学习，是在认同中原了。　　
       
    学者张光直认为，商代城市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建设起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识再引得远一点，那就是中原文化的强大主要依赖于政治经验的成熟，而并不是因为它在经济实力上占有多么大的优势。反之，周边文明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对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　　
       
     大河村作为一种文化凸显出来，不仅为之后的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所用。由于中原文化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所以得到外围群体的认同。也因此，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烙印（比如“中国”、“四夷”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为的基本方策。而这个贯彻了几千年、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便肇始于郑州地区的大河村文化时代。　　
       
    许顺湛先生说：“我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至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河村类型相对应。关于仰韶文化的大河村类型，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论述，认为它是与炎黄文化相对应。”看来，以鼎聚魂让中原崛起的大河村文化，当是黄帝时代的遗产———在文献中，黄帝铸鼎聚起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５０００年文明；在考古上，鼎起于郑州的裴李岗，成熟于大河村。　　
       
    以鼎聚魂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策划之一，但其着眼点最低———也就是升华了一下吃饭问题，拿吃饭来说社稷的事儿而已。
       
    补记：发现发现者　　
       
     “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一、之二见报后，大河村村民孙书国打来电话说，他小时候听爸爸讲过到碧沙岗给郑州市博物馆献宝的旧事，询问如今已８２岁的爸爸后得知，他的爸爸孙幸运果真就是大河村遗址的发现者。昨天，记者前往孙幸运老人的家，听他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往事。　　
       
    孙幸运老人说，１９６４年早春，他带着几个人给队里培育红薯苗，在挖煤火坑（给红薯苗加温）时挖到一座砖墓，发现里面有一个“ 宝镜”（他认为不是镜子，而是护心宝镜）、一把剑（或刀，已被锈蚀）和两个小罐，就拿回了家。因为开春后很忙，六七个月后，也就是秋后（这让专家一直以为大河村遗址是农民秋后平整土地时发现的），他才交给了郑州市博物馆。　　
       
    发现砖墓的地点在今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东北２００多米的地方，属大河村的耕地（遗址博物馆的占地有大河村的，也有杨槐村的）。“那时听说郑州市博物馆比河南省博物馆大，就直接到碧沙岗了（他爱人老说家里放死人的东西很霉气）。”孙幸运老人说，“是走着去的，那时候哪有自行车呀！”郑州市博物馆奖给他６元钱，还给了个奖状。　　
       
     孙幸运老人还说，过去遗址博物馆的周边有很多土岗，小的时候，只要一刮风，地里就露出很多瓦片。１９３８年黄河在花园口开口子的时候，也没有淹着这儿。村子的北面是运粮河（贾鲁河），水都从这儿向东去了。看来，大河村这地方真是风水宝地。　　
        
    有个河汊从大河村的中间穿过，汇入贾鲁河，这也许就是大河村村名的来历。（原标题：“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