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那饰满彩陶图案的拱形大门，在左边的一排房屋内，安置的是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仰韶时代的１至４号房基，红彤彤的残墙现在还有１米来高。在挖掘这片房基时，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红土，而红土的存在，意味着房子是被大火烧过的。是谁，又是因为什么火烧了大河村呢？　　

    “这是一组失火的房子！”当时，考古学家只下了这个结论。谁干的？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干？也不知道。　　
       
    但随着挖掘的深入，房子失火的结论很快被否定了，谁干的也清楚了。“要是失火的话，应属于偶尔烧一次。偶尔　从市区沿１０７国道北上穿过北三环立交桥，再前行约３公里，就是６８公顷青草绿树环绕的连霍立交桥。南来北往、西去东进的滚滚车流盘旋于立交桥上，司机和乘客看到的是满眼绿色，却不很清楚这一片绿色的背后还有个主题———“历史与现代”，更无从晓得这主题就源出桥下那远播四方的大河村文化；他们不会瞩目桥之东南隅那一个个爬满新草的土丘，更无从明了这样的空间景观设计与历久弥新的大河村遗址的渊源。　　
      
     “古人居丘”，这是一个几乎被所有的考古发掘所证明的事实。１９６４年，当地村民在秋后平整一个名叫“花岗”的土丘时，意外地收获了大河村先民告别洪荒、走向文明的秘密———这个辉煌了３０００多年而后又被尘封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土丘，在考古工作者历时１５年共计２１次的发掘后，终于开口说话，向我们道出了先民在这个曾经火光冲天的土丘上锻造文明的秘密。        

    谁发现了大河村　　
       
     历史总是容易失去记忆，才刚刚４０年，人们已经把大河村遗址的发现者给忘却了。　
       
    洋洋洒洒１００万言的《郑州大河村》考古发掘报告在追述大河村遗址“发现经过”时却惜墨如金：“１９６４年秋，当地杨槐村农民在遗址的西半部进行农业生产时，发现１座唐墓，并将出土遗物铜镜等交给文物部门。当时，郑州市博物馆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发现地面上散存着大量的红烧土、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据此，初步判断这儿是一处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那个因将铜镜交给文物部门而最终导致考古工作者发现大河村遗址的农民是谁呢？“不知道。只听说当时有个杨槐村的农民拿着个铜镜，来到那时还在碧沙岗公园的郑州市博物馆，告诉专家这东西是在他们村的地里刨出来的。”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馆长李卫国对记者说。　　
      
    杨槐村离郑州市博物馆很远，约２０公里，而离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较近，仅１０公里。那个农民为何舍近求远，偏偏“投奔”名气远在河南省博物馆之下的郑州市博物馆呢？想来，这是一个很有“组织观念”的农民，当然他更“大公无私”，不然他早把宝贝留下据为己有了。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镜，那么大河村遗址不但不知道何时才会被发现，也不知道会再遭到什么样的破坏，因为当专家到达这儿时，“大量的红烧土、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遗物”像一群被遗弃在荒野的孩子，正裸露在那儿！　　
      
    有个很久很久以来在当地流传着的关于“炉渣”的故事，佐证着这个农民此次决意把铜镜交给“上级”的重要性，尽管当时这个农民认为只有铜镜这金属器物才能称得上宝贝，而红烧土、陶片什么的，就是专家把它们“吹”上了天，但在这个农民的眼里，它们却实在算不了什么。“以前，村里人耙地时总爱把一块很大的‘炉渣’压在耙上，后来这‘炉渣’被一个南蛮子（南方人）给弄走了，说那是‘乌金石’（煤石），现在看来它应该是个块头很大的红烧土。”世居杨槐村、曾参加大河村遗址发掘、现在仍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工作的杨小忠对记者说。从这个传说看，很久以前当地的村民就“揭露”并“破坏”了大河村遗址，但他们无从知道这个遗址的重要性，更不曾料想这盛产“炉渣”的地方日后会成为“国保”———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小忠也一如他的馆长，不再记得自己村里那个觉悟很高的农民、那个发现大河村遗址的农民到底是谁了，尽管他因了这位前辈才有了如今这个在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安身立命的差事，他的一生也被“定格”在这儿。　　

    “平整土地是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流行病。当时大河村遗址这地方比四周高出七八米，因不能浇水，只能种棉花，当地也因此管这儿叫‘花岗’。考古人员来到这儿时，发现周边都是稻田，都是引来的黄河水。１９６４年秋收后，当地农民本来是想平掉‘花岗’，准备种水稻的。”李卫国说。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及时到来，大河村遗址真的会有灭顶之灾———从出土文物看，最珍贵的，也就是大河村１至４号红烧土房基、彩陶双连壶什么的，距地面不到２米，就在这个土丘的上部埋着，而平整土地的农民是不会把这当成宝贝的。把它们毁掉，对当时的农民而言，真是小事一桩！　　
        
    在上世纪初叶，就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人也和１９６４年的杨槐村农民一样，只知道铜器是宝物，而红烧土破壶罐什么的，在他们看来不过是用烂泥巴胡乱烧成的废物罢了。１９２１年，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在中国进行的工作，才让我们认识到红烧土破壶罐上原来传递着５０００年前的文明信息。常在我们口头游荡的“中华５０００年”找到的第一个“家”，就是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安特生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很是流行的《黄土的儿女》一书中说，他在仰韶村南约１公里处的沟边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陶片，其美丽磨光的表面上为黑色的彩绘……我感到这类陶器会与石工具在一起发现是不可思议的……夜里我躺在床上还思考着仰韶村这个谜……”　　

    其实安特生一开始也像杨槐村的农民一样，不清楚红陶片到底在诉说着什么。回到北京后，他翻看１９０４年美国地质学家在俄国的考察报告，才认识到仰韶的彩陶可能与俄国的彩陶一样，是原始时代的遗物。于是他才对这个令他迷茫的发现热情大增，并最终在古老的中国开拓了一个新的显学———考古学。　　
       
    一个瑞典人因发现仰韶文化，他的名字被刻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一个郑州的农民因捐献文物而导致专家发现大河村遗址，才４０年，这位值得尊敬的农民就被忘却了———记者采访过的所有人，都说不清这个农民到底叫什么名字。　　
       
    大河村遗址西南是郑州老城，东南是郑东新区，随着北起黄河大桥、南至南三环的１０７国道功能蜕变为郑州市内最主要的交通干线（世纪大道），大河村遗址马上就会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如此，郑州就不只是“灿烂３６００年”，其实自６８００年前以降，郑州就灿烂得不得了了，这灿烂就写在大河村遗址上。郑州不只有商代之后的“灿烂３６００年”，还有在商代以前已繁荣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大河村文化，且它与商文化时代相连（大河村文化包含仰韶、龙山及夏商文化）。按照著名考古学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许顺湛先生的说法，对仰韶文化及大河村文化新的研究不断证实，黄帝时代不再是传说时代，而应是历史时代，这个时代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大河村文化其实就是黄帝时代的有熊国文化，它是郑州文明的源头。
        
    郑州自身书写的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华文明史，这样的城市，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而成就郑州这一辉煌的那个普通农民，却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谁火烧了大河村　　
       
    １９７３年，也就是大河村遗址开始考古发掘的第２年，美国考古学家到大河村遗址参观访问。那次访问可谓中美关系解冻之后美国人来到中原腹地的“破冰之旅”。为方便美国人参观，当时有关方面还专门修了一条简易的黄土路以利汽车通行。“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考古同行看到大河村遗迹和出土文物时那种惊奇的目光，简直和大河村的孩子们见到美国外宾时的目光一模一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杨育彬研究员几十年后的追述依然清晰得让我如在现场。这次“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已经过去３０多年了，如今的大河村遗址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通向遗址博物馆的平坦道路早已修好了。　　
        
    沿１０７国道北行至连霍立交桥，桥下有两条路———一条上桥，一条去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可谓分道扬镳，但“镳”朝博物馆方向“扬”去的，实在不多———每年到大河村的参观者不到１万人次。尽管门前冷落车马稀，但大河村遗址却是个你不得不仰视的地方———因为下１０７国道东行５００来米的道路是一路上坡，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就建在大河村先民生活的烧一次，这么大的房子不可能烧得那么均匀，不可能每一个地方，包括地坪、房基，内外都烧得那么均匀。据此，我们认为，火烧应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建筑工序。”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持大河村遗址发掘的李昌韬说。原来，这火是大河村人自己点的，而这一烧，烧出的是一个中国建筑史的里程碑，而它的排房的形制，开创的则是中国北方民居建筑形式的先河。　　

    原来，大河村人在建房子时先打好地基，然后在地基上竖起木骨并用芦苇束、草绳或藤类的东西加以固定，而在空隙间，还要塞满草类等易燃的东西，之后在木骨内外附上约３０厘米厚的黏黏的草拌红土泥，再在表面涂一层细沙泥，让房子光滑整洁。最后，就在房内房外放满可燃烧的物质，放火烧房！大火熄灭后，盖房顶。如此，红红的“木骨整塑陶房”就建成了。

 
    在火烧的过程中，墙内的木骨及草类的东西也随之燃烧，这样一来，墙内部几乎成为空的，可起到既防潮又冬暖夏凉之效。火烧过的房子很坚固，经久耐用。大河村人这种放火烧房的精巧构想，近乎完美。　　
       
    在发掘大河村的房基时，还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彩陶双连壶。壶是喝水喝酒的器物，很私人化的东西，但它为什么会被塑成有两个口儿、很不私人化的连体器物呢？ 请看“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二———《生死之交一壶酒》。（原标题：“归去来兮大河村”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