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家有三间老屋，一道碎石砌的矮院墙，路过的人能看到里面的半个天井。房檐里，坠着几串苞米棒子。绕过照壁，有一棵麦黄杏树，水桶粗，枝繁叶茂，年年开春，燥风吹乏了，一树花蕾抢在嫩叶泛绿前凝嘴儿，夜里吮透露水，圆圆地涨鼓起来。懒阳睡足了，朝树头探出暖暖的触须  ，三缠两辫，那粉红色的花朵便一簇簇地盛开了。花开时节，树冠骤然放大，慢慢地，荫凉罩起了院落，浓浓的香气袅袅弥散，浸润进白絮般的云里，好多日子里，整个村落像被蘸成了蜜饯，旮旮旯旯里都能分得一份甜。

    二伯常常坐在树下，独自想着什么。二伯黑瘦黑瘦，脸上糙得像深秋里藤蔓上干瘪的苦瓜，村里的孩童围到他身旁，问爷爷杏子啥时结？二伯咧着没牙的嘴笑了，下颌上的白胡子茬卷进了皱纹里，浊眼里像火镰打着了的松明子，渐渐有了神采。大热天里，二伯穿着件肥大的羊皮裤，裤脚在随风打着逛荡，底下露出两截枯黄的细腿，没一点光泽，像艺人们踩的高跷。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那麦黄杏的树干。

    那是初夏的一个午后，母亲正为家里缺粮发愁，家门响过，推门进来一个老头儿，样子又高又瘦，清癯的脸像极了父亲。他眼睛不大，也不够深邃，有点蔫儿。他赤着大脚，穿着过膝的短裤，露着两条长腿，干巴巴的，仿佛连腿肚子也懒得长过，一条条紫青色的血管在上面绷凸着、交错着、蜿蜒着，如雕琢出的一般，又像无数条蚂蝗盘踞在皮下，侵蚀着他的骨头。母亲让我喊他二伯。其实二伯那时还不到50岁，他少言寡语，偶尔说点儿什么，气喘着，仿佛只能听清前半句，后半句又咽进了肚里，啥意思让你去猜。见我总瞅他的腿，二伯说，那是冬天下水炸的。我不明白二伯为什么要在冬天下水，怕是真的遭蚂蝗了。二伯喝过一碗水，扯起衣襟揩了把脸，从布袋里掏出两捆黄菜，匆匆走了。临出门，他朝我回过头来：“二伯家的麦黄杏快熟了……”后面的意思大概是等我去吃。听母亲说，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父亲兄弟四人，大伯和四叔家都有一大群孩子，二伯家倒是“清闲”，他自小就过继给村里的一个孤鳏，等给人家送了终，二大娘一直未能生育，是对苦命人。当时，我不懂“过继”二字的含义，只感到二伯很亲，心里也惦记着他说的那棵麦黄杏，是啥模样，是不是熟了。

    麦收过后，父亲带我去了二伯家。我有些失望，那棵麦黄杏远没我想像的高大，树身溜细，还没二伯家的屋脊高。我摸摸它粗糙的皮，硬生生的硌手，不知怎么，我陡然想起二伯那干巴巴的腿。抬头望去，浓绿的叶子正哗啦着撒欢儿，里面隐约藏着十多颗杏子，黄橙橙地，头尖上泛红润。二伯一手操起竹竿，一手端着草帽，只见竿头颤动着，在上头三拨两拨，眼前就划过一道亮光，“噗”的一声，那杏子就掉进帽窝里了。我头回吃到这么美妙的东西，咬一口，嘴里蜜甜，未等吞下，那香汁仿佛先在心里融化，瞬间就流进血脉里了……我咂着唇，馋猫似地盯着树头。二伯笑了，喘着说，上头还有你一颗。另几颗是国生的、芳草的、军军的……我不明白，二伯没孩子，咋有这么多的牵挂。我数了数树上的杏子，又扳着指头数着有多少张嘴，总觉还有点盈余。二大娘迈着小脚，端着瓢去给树浇水，替二伯说：“余着的几颗要看谁听大人话，不惹乱子，就奖谁！”二伯看我实在馋，让我把含在嘴里的杏核吐出来，用斧头砸开，剥出雪白的仁儿，喂鸟似地又填进我嘴里。我蹦蹦跳跳去山边捉蝈蝈，要在二伯家里多住几日，也好暗里数清那麦黄杏都分给谁了。

    在那棵麦黄杏树下，我认识了国生、芳草、军军……他们是二伯家邻居的孩子。大概我多吃了两颗杏的缘故，麦黄杏不够分了，二伯做完田里的活，脸也不洗一把，就戴着顶破草帽，手里操着竹竿，肩上挎着葫芦，去村边的大柳树上勾蝉蜕，等蝉蜕攒够半圆斗的时候，他就去临村的果园，换来杏子，也有沙果、蜜桃和棉瓜。走进二伯家的孩子，从来都没有失望过。后来几年，我去二伯家更勤了，因为大哥过继给了二伯，不久二伯又收养了一个胖乎乎的大姐姐。二伯一下成了有儿有女的人，二大娘的脸上也笑成了一朵花。

    我上初中的时候，二伯家的麦黄杏已有碗口粗。小伙伴们不好意思去二伯家讨杏子吃。可二伯一点不糊涂，谁能趟几颗他一清二楚。有年麦假里我去二伯家，二大娘见粮缸里已露了底，就对二伯说：“把杏子卖了，换点粮食吧！”二伯锁着眉头，半晌嘟哝说：“山上的蘑，地里的菜，都能吃……”后面的话似乎在说：“饿不着咱！”饭桌上，我在低头吃面的时候，瞥到二伯碗里尽是些黑糊糊，他嘴里已没几颗好牙，吧嗒吧嗒嚼着，半天咽不下。我偷着尝过，那东西又苦又涩。二大娘说，那是麦黄杏树的叶子，除了榆树钱儿，在树堆里也算是好东西了。杏树叶用水浸过一宿，再焯过一遍，若掺着面还好吃些，可惜二伯家里存粮无几，就是等分得了几麻袋麦子，二伯说白面不充饥，要等换了粗粮吃着才塌实。大哥试图挑一筷子面条给他，二伯躲了，说庄稼缺肥不打粮，你们都是嫩身子啊……胖姐姐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二大娘说她是饿死鬼托生的。二伯手里刚拿起块饼子头儿，放到了嘴边，又塞给了姐姐。他看小辈们吃得欢，就端着碗水坐到门前，破碎的阳光映在那张黑黢黢的脸上，他眯起眼睛，呜呜拉拉哼了段小曲儿，末了，冲头顶那茂密的叶子说，“杏树一身宝，就是枯死了……”二伯的嘴唇翕动着，终究没说出后半句。我后来曾琢磨过，大概有“就是枯死了……也是根房粱的材料！”的意思。

    二伯越发干瘦了，身上缺油水，头发都懒得长。傍过年，大哥回家一次，捎来了二伯去水湾里捉来的鱼。我不想吃鱼，那一刻，我分明又看到了二伯那宛如被蚂蝗蚕食过的两条腿。

    麦黄杏树长到半庹粗的时候，二伯的腰佝偻了。他收养的大姐姐出嫁了，去了东北。自此，我再没见到那个胖乎乎的姑娘。有时二大娘寂寞了，会说子也不回家看看。二伯又眯上眼，跟前浮起养女的圆脸盘，宽二大娘心说：“东北远啊，来回得花多少钱……”不久，大哥要娶亲，二伯说要盖新房，不能让人笑话。为筹几个钱，农闲里二伯打着赤脚，挑着担子，去北海贩回虾酱，然后再走街串巷。村里人说，北海远啊，二伯的腿眼见着走细了。二伯去卖虾酱的时候，嗓子也喊哑了，饿了，向人家讨一碗热水，从口袋里掏出石子儿大的几粒盐块儿，用舌头舔舔，啃着瓜干充饥。新房上梁的时候，鞭炮劈啪响着，二伯一头栽倒了，人们把他抬回老屋的炕上。二伯额上渗着豆大的汗珠，呆滞的眼光环顾着四周，似乎在找一个人。二大娘说，这些天里，他梦里尽喊胖姐姐的名字。又说实在不行，就让她回来。二伯摇摇头，吃力地将脊梁靠到棉被上，呜噜说：“我这不是……又挺过来了嘛！”

    去年的一天，老家里有人来，捎来二伯的一个包裹。我轻轻揭开，里头有十多个麦黄杏，还有一袋炒得发黑的花生米。二伯捎话说，听说孩她妈下岗了，孩子还小，看别人吃零食的时候，她会馋的。我一下眼润了，二伯八十多了，没享过几天福，熬干了心血，眼下又牵挂起孙辈来了。二大娘过世后，他身子也垮了，如今连路也走不动了。我似乎看到他在昏暗的灯光下，一边弯着腰，朝灶里添一把草，一边颤巍巍地搅动着锅里的花生米的样子。

    每到麦黄杏成熟的季节，树下又是孙辈儿成群。直到天有些凉意的时候，孩子们还盯着树上最后一颗杏子。二伯将树下铺满了草，等杏子滚落到地上，他小心拣起来，用刀子将它分成条儿，盛在碗里，等孩子们来吃。讨巧的孩子会先让爷爷尝。二伯掩着嘴笑，说爷爷怕酸倒牙哩。孩子们咯咯乐了，问爷爷你的牙在哪里？不久，二伯家来了个胖乎乎的闺女，模样像极了养女。闺女叫着爷爷，说东北日子难，我妈让我回来。二伯眼润了，“跟你妈一个样……”说着就哽咽了。大哥听懂二伯的话，他在说：“我这锅里满着，就有你碗里的！”

    上秋的一天半夜，二伯突然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我去的时候，二伯已经昏迷了。几个人推着车子向急救室里跑，我的手一下触到了二伯的腿。猛然间，我发现二伯的腿仅是一层薄薄的皮裹着骨头了，那些蜿蜒的血管也早无踪影，上下都冰凉冰凉的，硬的像两根石柱儿。二伯醒过来了，他缓缓地睁开了眼，恍惚里，露出一丝不安的光。他嘴唇哝了哝，朝大伙儿发话：“咱不治了……得花多少钱啊？”小辈们一个个都流泪了，说钱算啥？俺要二伯活啊！

    二伯总算又挺过一道坎儿，活着回到老屋里。转过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给二伯买了根拐杖，盼着他能拄着它在门前站一站。刚拐进胡同，隐隐听到老屋的院落里传来一阵悲痛的哭声。一大群人跪在二伯的天井里，一边哭一边磕着头。麦黄杏树花开正浓，几片洁白的花瓣缓缓飘落着，二伯静静地躺在树下，脸上安详极了。（原标题：麦黄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