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是一种高产作物。多年前在粮食供应紧张的时候，红薯曾救过无数人的燃眉之急。刚刚播过的电视剧《继父》中，就有这样的镜头。
       
    红薯最早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缘自老家的一种著名小吃——“杞县红薯泥”。大凡品尝过这种食品的，都会拍案叫绝，终生不忘。红薯泥固然好吃，即使在大饭馆，也只有够级别的厨师才把握得住火候；杞县普通人家，在家里基本上是不做红薯泥的。
       
   我八岁那一年，赶上了“统购统销”。一家子虽住在城里，可在城郊还有六亩地，过着半城半乡的日子。那时“卖余粮”的锣鼓点儿敲得很紧，工作队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至我娘把粮食圈里的六七百斤小麦卖了个底朝天，方才罢休。夏粮卖尽，秋粮留下一些，高粱、黄豆仅为少许，红薯却不少。于是一冬一春，蒸红薯、煮红薯，红薯馍、红薯汤，又是自制红薯醋，又是请人下红薯粉，对红薯动用起车轮战法，不亦乐乎。只是那个冬天每日晚上，老少五口人没有一个不觉得“烧心”，没办法，忍着吧。
       
    我娘很会做饭，又有姥姥荣任高参现场指导，不断在红薯上变换花样儿。记得那年除夕，我家吃的是红薯面掺黄豆面做皮儿包的饺子。我娘还鼓足勇气，做成一碗红薯泥，喜滋滋地端上桌。大家一尝，清香爽口，甜而不腻，真不错哩！只是白糖放得略微少了点儿，也没点缀桂花和玫瑰。这一年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一家人嘴里与心里都留下了红薯泥的余香。从此，我不能不对红薯刮目相看。
       
    与红薯的缘分真是不浅，从童年到青年总能扯上一点儿关系。２６岁时，我在一个山城远郊一所学校里工作，那是个“戴帽初中”，全校七个年级，十多个班，六七百名学生。当时学校所在的村子，拨给学校十亩荒地，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记得一春一夏每个下午，各个班级由老师带领轮流去开荒，都种上了红薯。秋后又搞红薯的储存与加工。一年中汗水没少流，收益并不大。那个时候办教育，搞“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太“左”了，留下的教训不少。
       
    就在乡下大种红薯那一年，同事郭君饶有兴致地向我讲述老诗人徐玉诺的轶事。此君比我大十多岁，乃本地的有识之士。他说徐玉诺种红薯也是个行家。徐老１９５８年逝世，就葬于家乡，那个村子离我们学校只有三四十里路。郭君一席话，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此后便开始探访老诗人的生平与创作资料。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此种活动只能“地下”进行。待到粉碎“四人帮”，这种“探访”，得到诸多高人帮助，终于写成一篇《诗人徐玉诺》，投给《奔流》杂志。《奔流》后来两期连载，刊出的尽管有一万七千余字，然而徐老的轶事无穷，我在文中所作勾画只是粗线条的，不免挂一漏万。即如徐老１９５０年在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所作关于红薯的发言，就未能写进去。
       
    查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５日《河南日报》，可以看到一篇《无党派民主人士徐玉诺发言》。徐老明白解放后国家迫切发展工业的大形势，信服“轻工业‘养活’重工业、农业‘养活’轻工业”的理论，便在发言中激动地说：“……我向两千八百万农民提出建议，希望大家继续吃苦三年，尽量多食用红薯，这样可以以更多的土地发展农业特产，养活轻工业。”接着他从实际出发，讲解红薯的吃法、红薯的种法、红薯的加工，简直是在做一场关于红薯的知识讲座，言谈话语里却迸发着热烈的爱国情感。
   
    回头想来，１９５３年在杞县，我家“尽量多食用红薯”，不经意间竟符合徐老的倡议，也不能说不是幸事呀！（王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