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以其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无法解决的人生悖论。他提出了“逍遥”（自由）说，并将其视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只不过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透过《庄子》，可以感到其内心的挣扎：有时试图超越社会体制的局限，通过“游心”，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有时则试图通过“游世”，在与世沉浮中获得相对的自由。庄子在两者之间徘徊，不知所终。在思想探索的路上，他走得最远，经常孤身一人面对永恒，希望万世之后有一个大圣，能理解他的“吊诡”之言。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终于在魏晋之际，在竹林七贤的心中复活。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奋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却抑郁而终。面对现实，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是幻想，沿着“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在朝廷与山林之间，他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作为最后一个出山的竹林名士，向秀准备与早已入仕的山涛、王戎一起，在高官厚禄中“逍遥”。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的声望不及嵇康、阮籍。他平平淡淡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甚至没有文集传世。但事实上，向秀并不比嵇、阮逊色，所著《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思旧赋》堪称绝唱，魏晋时期无他“赋”可与之比肩；其《庄子注》，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中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他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又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都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运用这一发现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向秀大约逝世于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前后，此时郭象只有十岁左右，40多岁的年龄差距和社会地位的悬殊，使两人无缘相识。但如果扩大学术视野，从两人所分属的竹林名士与元康名士群体的历史发展看，其内在联系显而易见：向秀逝世后，健在的竹林名士山涛和王戎作为政治当权派，一手扶植元康名士走上政治舞台；而郭象正是在元康名士领军人物王衍的支持下“破土而出”的。
      
    郭象与向秀生活的时代不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和亟待解答的理论课题也存在差异：向秀生活在从动荡走向太平的魏晋之际，需要论证个人自由如何适应社会体制；而郭象则生活在从太平走向动乱的元康、永嘉之际。其时，元康名士以嵇康、阮籍的继承者自居，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形成的放诞之风如洪水猛兽，“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面对严重的社会失控，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如何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秩序。作为政治当权派与大思想家的郭象，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设计的理想政治蓝图为：既要避免强大的君主专制破坏士人的“自由”，又要避免过度“自由”导致社会崩溃，危及士人的根本利益。这就注定了郭象一定会在《庄子》中发现向秀无法读到的“新意”。
      
    郭象断言，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自由逍遥与经邦治国活动，完全是一回事。因为人类的本性存在巨大的质量差异，社会必然要分成尊卑等级，如果社会成员处在与其“性分”需求一致的位置上，那么表面上紧张的治国活动，便成了实现本性的“逍遥”过程。如此看待国家机器的金字塔等级结构，君主→宰相→百官→万民之间，便不是进行压迫统治，而是每个人的“自治”与“自得”。因为从最低层的奴婢，到顶尖的圣王，只要其岗位适合自己的本性，同样不会感到沉重压力。“凡得真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犹如举重，只要负重适当，便不会感到沉重。“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传世的郭象《庄子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魏晋思想史上，没有一本著作能从整体上超越它的分量。但这部巨著的真正作者，却是个持续了1000多年的公案。《世说新语》说是郭象抄袭向秀，而《晋书・向秀传》则说是郭象发展了向秀。近代以来，学者们以向秀《庄子注》佚文对照现存郭象《庄子注》，基本上形成了郭象发展向秀《庄子注》的共识，但由于向秀《庄子注》久佚，郭象究竟“借鉴”了多少向秀的成果，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从两人的佚文――向秀的《难养生论》与郭象的《论语体略》看，都是一流的大手笔。如果忽略向秀、郭象在传世《庄子注》中著作权份额，从积极的角度看，他们无疑是魏晋思想解放运动中，《庄》学复兴接力赛的两位重量级选手。一部学术名著《庄子注》，将他们的名字永远连在了一起。
      
    向秀与郭象都出身于平民，在门阀士族社会兴起的西晋时期，以个人杰出的学术名声位居高官，并且都通过作《庄子注》成为西晋时期两位最重要的玄学家。但是，他们性格与处世方式不同，政治命运也各异：向秀性格平和，习惯于低调处世，走向朝廷之路，实属不得已；郭象则性格外向，有强烈的入世情结，最终作为司马越亲信幕僚控制朝政。无论被迫还是自愿，他们都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漩涡中：向秀“隐居”的河内郡山阳县，是洛阳之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后来他则“容迹”于西晋王朝的中枢机构任散骑常侍，参与国家重要决策；而郭象寄身的司马越的太傅府，则是永嘉时期真正的朝廷，他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熏灼内外”。向秀、郭象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他们的思想脉搏，必然随主流社会的变化而一起跳动。
      
    既追求个性自由，又维护社会体制，是士族的双重文化性格，但两者的矛盾所产生的心理逼迫，使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了焦虑、迷茫与失落。向秀、郭象“逍遥”新义，使一代士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感，“读之者无不超然”。《庄子》随之从山林来到了尘世，与《周易》、《老子》并列为魏晋清谈经典“三玄”，“大畅玄风”。值得注意的是，向秀、郭象的逍遥新义及其《庄子注》，并没有随魏晋玄风一起消散，而是作为解释《庄子》的权威之作影响至今，为历代面临生存困境的士人提供精神超越的路径，领了1700多年风骚。其中的奥秘，可能在于他们首先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一视角探讨了“逍遥”。至于其解释是否符合庄子本意，并不重要。思想家逝世后，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便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地平线，无论你如何前行，它离你同样遥远。【原标题：向秀、郭象“逍遥”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