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由于出生贫寒，痛恨贪官污吏，在执政后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连多用一张信纸在他眼里都算贪污。而且，朱元璋杀贪官的手段极其严酷，特别针对贪官制定了凌迟、枭首、阉割、诛族等酷刑，此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里面填上草。并放在贪官继任者的衙门座位旁边，不得挪开，目的就是为了警示继任者。然而贪腐现象仍旧屡禁不止，朱元璋也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在这种情形下，朱元璋推行了百姓“造反”的群众反腐运动。

    在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规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师面奏本处官员善恶，而对于不法“吏胥”，老百姓可以径直捉拿、绑缚，送到京师治罪。并规定“各地官员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敢有邀截阻挡者，一律梟令。途中过关津渡口，把守人员不得阻挡。”于是1385年开始，全国掀起了群众反腐高潮，大量吏胥被绑送到京师，除情节严重者处死之外，绝大多数被发配到边疆充军。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朱元璋还废除了只有朝中大臣才可早朝的规矩，规定凡朝廷命官，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议事，若有隐情还可要求单独面圣奏报。

    朱元璋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反腐教育，1385年，他下令《大诰》“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终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数千万本，成为近代史上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出版物。要求官员个个知道，老百姓识字的要背诵，不识字的有人念了听。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法如能熟读《大诰》，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

    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年代，赋予百姓直接查送官吏的权力，是中国几千年法治史中破天荒的政治创举。朱元璋能借助民力反腐，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以民制吏的做法有很大的政治极端性和历史局限性，他远没有把以民制吏的群众反腐运动经常化、制度化、普遍化，因此其反腐成效有限，以致官吏“造罪无厌”“终化不省”，最终不免明朝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

    从朱元璋发动的群众反腐运动看，“制吏”的人只限于乡绅耆老、贤良正直、豪杰人士，远不是全体公民。朱元璋明确，“乡间年高有德者，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年终时共同商议确定，本境祸害百姓的有几人，造福百姓的有几人，赴京面奏，朕必然做到为善者嘉奖，为恶者严惩。”从中可看出民告官的时间只限于年终，远不是随时随地。《大诰·乡民除患》中明确限定了“被造反”的对象：“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朱元璋群众反腐运动的对象只限于地方官，而不包括位高权重的大臣，更不包括握有绝对权力的皇帝自己，这也决定了群众反腐不可能深入彻底，有其诸多局限性。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几乎无日不杀人是朱元璋铁腕反腐的极端表现。而朱元璋以个人喜怒加减刑赏，随意订法、改法，脱口下诏，常常是“任意不任法”。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进。“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由于杀戮过甚，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朱元璋杀贪官甚至杀到有些衙门无人办公的地步，最后关在监狱里的官员一旦衙门有事，还要戴着枷锁和镣铐去办公。

    朱元璋反腐扩大化不可避免地带来负效应，不仅导致人人自危的畸形社会生态，让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也使内部矛盾激化，积聚社会仇恨，不可能真正形成社会法治的安定环境。如果为所欲为滥用职权，言大于法、情重于法、人高于法盛行，或许《孟子》中被朱元璋删去的“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最好的注脚。作者：王厚明【原标题：朱元璋的群众反腐运动为什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