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还是人性批判，所显现出来的都是作家写作的一种焦虑，它逼迫作者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思考，而这也形成了乔叶小说中寻找拯救的主题。

　　在寻求社会拯救方面，乔叶显然意识到了文学固有的局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她没有轻易表态，而是选择静静地观察、细细地倾听：在《解决》《龙袍》中，叙事者“我”作为一个返乡者，已经完全消解了传统启蒙叙事中“返乡者”的启蒙批判功能，她只是发现、哀伤着故乡的变化；在《盖楼记》《拆楼记》中，“我”更是直接侧身拆迁的利益纷争中，借由这种置身其中的姿态，乔叶得以让各种阶层和力量——底层的、官方的、知识分子的——公平发言，使他们获得了一个自由表达其意愿和苦衷的平台。促进各种话语、各种立场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是解决问题最公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乔叶便是力图利用文学的力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文化批判的危机已清楚地表明，乔叶所感受到的文化问题是无法在文化领域自身求得解决的，所以乔叶将拯救的希望更多地寄予在文化之外：她以“人性”为旗帜，发起了对文化的一次次攻击。当然，以理想的人性为基础，文化的危机有可能从其自身寻到解决方法：在《最慢的是活着》中，祖母的文化构成是模糊的，既非“现代”又非“传统”，她代表了“传统”中积极健康的部分；《山楂树》中的晓光生于大山但又无山里人的狭隘保守，代表了一种被反思和清理过的“传统”。不过，祖母和晓光所代表的这种有益的“传统”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对于“拯救”而言是乏力的。对文化的拯救来说，从文化自身入手欠缺一定的说服力，而由人性入手则又受限于人性的复杂。

　　至于人性的拯救，显然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是一种徒劳——如果说社会拯救、文化拯救彰显的是文学的有限，人性拯救则彰显了人的有限：人性自私如何消除？人如何摆脱欲望的钳制？……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得不使人转向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在《轮椅》中，“死”第一次被严肃地提了出来，小说中的晏琪念念不忘自己的姑父，那个被锯了腿的男人整夜整夜地睁着双眼，使童年的晏琪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最慢的是活着》其实也写到了“死”，《轮椅》的“死”是为了凸显“生”，而这里的“死”就是死——一种赤裸裸的尽头的感觉，一种荒凉凉的末世的感觉。如此直面人生的孤独和虚无，在乔叶的小说中其实并不多见，但她已然痛切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而对它的触及和思考将发起对人——当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引领，引领的地方当然不是死，而是生。

　　焦虑的缓冲

　　对社会、文化和人性问题的思考与探寻体现了乔叶叙事的广度与深度，但也充分暴露了她所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如果这种焦虑无以解决，便会带来某种精神危机，不过，在她的小说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制衡的力量，即对人的体恤和悲悯，这种体恤和悲悯形成了对焦虑的缓冲。

　　乔叶小说中对人的体恤和悲悯最集中地体现于她对“生存”的关注：在《盖楼记》中，“我”面对农民身上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劣根性并没有表现出传统启蒙叙事者的那种“怒其不争”，而是从农民生存的艰辛和贫困的角度出发，充分表现出“哀其不幸”；在《他一定很爱你》中，尽管小雅痛切地发现了自己的世俗，但她的世俗显然包含了太多的苦衷，她婚前的家庭与成长使她对物质、安全的需要变得无可厚非；在《轮椅》中，晏琪一方面对人性的自私和它导致的虚伪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谁喜欢阴影呢？那是彼此的耻辱和黯淡。能避开的为什么不避开？能忘却的为什么不忘却？”生存话语在此与批判话语形成了角力。

　　对“生存”的关注展现出乔叶身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同情力和理解力，它是围绕“人”、指向“人”的，这使她的小说趋向开阔、大气：在《拆楼记》中，小说不仅让底层发声，也让上层发声——它以醒目的篇幅让“地方干部”充分现身，让他们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由此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上层的可体谅之处，也看到了底层的可批判之处，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眼下的时代现实，小说因而也超越了一般“底层文学”那种肤浅幼稚的道德控诉和怨愤发泄的水平。

　　如果说批判力能看出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力，那么同情力和理解力则显现了其宽厚、温暖的心性。小说《旦角》不似《最慢的是活着》和《山楂树》那般抒情忘我，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宽容”和“理解”的推崇。小说以陈双、陈双母亲、“红羽绒”三人牵出三段婚外恋故事，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要么是婚外恋受害者，要么是制造者，要么二者兼是。但小说不是在讽刺，而是在寻找救赎，这种救赎的力量来自“红羽绒”身上的悲悯与宽恕——她对情敌“黑羽绒”不是痛恨而是深切的体谅，这种弱者对弱者的体谅比强者对弱者的悲悯更感人！同时，小说的结构十分精彩，它以有限的时空涵纳了三个婚外恋故事，以一场夜间的丧礼演出为背景，让不同的人物、故事相继登场，让戏与人生、古与今、生与死交相辉映，从而将我们置于一种无边的苍茫荒凉之境。

　　终结抑或开启

　　对人的体恤和悲悯既会施之于人，同样也会施之于己，这形成了乔叶小说中一种罕见的坦诚。在《盖楼记》《拆楼记》中，作者不仅标明了小说“非虚构”的性质，还借叙事人“我”之口，坦承了她对“拆迁事件”的参与。在这里，传统乡村叙事的启蒙批判功能被消解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消解，小说才打破了传统乡村叙事惯有的模式，从而呈现出传统乡村叙事已无法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现实。作家写作姿态的降低意味着其对自我卑微身份的一种坦承，而这种坦承是基于作家对自我的一种体恤和悲悯的。无论相对于体制、历史还是习俗，“人”总是弱者。

　　然而，“人”并非是无罪的。在压迫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无辜、可怜，但若压迫和迫害是由我们自己造成或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呢？在乔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她在社会批判之余尚能泰然展示自己的坦诚，但在她转向面对文化尤其是人性时，我们却看到了她的尴尬和不安：在《打火机》《失语症》《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旦角》《最慢的是活着》这些作品中，当面对与文化伦理相冲突的意识和行为(如欲念、偷情、背叛)时，小说频繁出现“无耻”一词。这个词汇在小说中往往指向主人公自己，直言自己的无耻在此虽然展现了人物的坦诚，但坦诚的背后却分明让我们窥见了一种负罪感和一种精神颓萎。同时，“无耻”还包含了一种自贬、自嘲的意味，它对焦虑和不安能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人面对不易克服的困境时，自我解嘲会使他们松弛神经、缓解紧张，甚至露出笑意。也就是说，自我解嘲其实从某种意味上说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痛苦的止步。

　　乔叶的止步是因为她在写作中面对着种种人的终极困境，这些困境显然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了文学便意味着选择了直面它——由此出发，便是文学家的担当与痛苦。(李勇)【原标题：乔叶小说批判话语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