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最大的区别不在这个功利上,在于有神社会想找一个朋友诉说自己心事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上帝,可以去找真主,也可以去找佛,上帝最大的特点是嘴比较严。
但在无神社会,如果你想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一定要找一个知心朋友,而朋友跟上帝最大的区别是他会把你说的话告诉别人。所以中国人的孤独和西方人的孤独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孤独是倾诉之后,而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可倾诉。中国人因为心思上吊的人一般都是憋死的。《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他来中国四十年,传教只传了八个徒弟。他特别想把一个有心事可以对他说的朋友带到我们身边,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朋友是多余的。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中国的杀猪匠,神父劝杀猪匠说你要信主。杀猪匠说为什么要信主?你信了主就会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去李家庄杀猪,这就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作品能否被其他的民族所接受?法文版十月份能够出版,英文版、韩文版和其他文版本都会陆续出,但几个语种的翻译家共同给我反馈过一个意见,就是为什么你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多,有名有姓的有上百个,以后写作品有名有姓的能不能不超过五个人?他们确实忽略了我们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刘震云:我不是著名编剧
米静:有个美国作家说过,绝大部分人是生活在寂静的绝望中。刘震云老师说中国人的这种孤独状态推而广之,在全世界就能找到更多的知音和读者。展开话题来谈电影,刘老师是著名的编剧,请您谈一下您喜欢的中国电影和外国电影。
刘震云:首先我不是著名的编剧,小说我写得非常好,但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却写得非常差,我觉得最差是因为我把写剧本当成写小说。
去年冯小刚导演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了电影,他在拍摄期间最大的苦恼是剧本里老是出现八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比如不是中国的军队就是日本的军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拍起来要为它花很多钱!制片主任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剧本写得太长,拍出来的素材能剪十个小时。但影院对冯小刚这样大牌的导演也同样要求不可以超过两个半小时。
他得出来的经验就是好的剧本不超过一千五百字,我对冯导说下次写剧本的时候就写两页纸,用文言文写《一九四二》我可以写。
刘震云:中国电影最缺哲学
另外一个比较老的电影《教父》是世界电影史上登峰造极之作。科波拉曾经拍过《教父》和《教父》的纪录片,影片之所以登峰造极,不在题材暴力,里面充满了性,也不在导演很年轻,有很多穿帮镜头,在于影片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么暴力的电影,它的故事驱动力和发动机是什么?我觉得科波拉的水平快接近我了,他是个哲学家,虽然这是一部特别恨的电影,驱动力和发动机却都是爱。每一次杀人,每一次黑帮的火拼,包括自己家族内部人的突然的暴亡,没有一个是因为仇恨,都是因为爱。他开篇是马龙·白兰度演的教父金盆洗手,因为不想当教父,所以一块做毒品生意的人要杀他。谈话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说了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分成?对方以为他大儿子想做,于是就想把教父杀了,这样他的大儿子就可以做毒品生意了。教父最喜爱的是他的小儿子,准备让他当国会议员,不准他染手家族事业。但当教父被人枪杀,躺在医院的时候,曾经参加过越战的小儿子挺身而出救了父亲,然后他的小儿子因为爱把杀他父亲的人给打死了。包括大儿子的死也是因为对他妹妹的爱,在收费站被轮盘的机枪扫射,最后小儿子成为了新的教父。
其他的比如香港黑帮电影杀人的时候没有情感。但是作为观众看《教父》看到最后的时候,新的教父对其他帮派进行清理和血战,我们的情感却是站在小儿子那一边,因为新的教父让我们觉得特别解恨。我觉得哲学能驱动电影,也能驱动中国和世界。
米静:谢谢,讲得非常好。电影学院最缺以故事的角度讲电影,我们会讲音乐、灯光和摄影的方向,而电影真正的核心是故事,中国电影缺得最多的也是故事。
刘震云:缺的是哲学!
刘震云:冯小刚让民族不好意思了
米静:我们谈一下您做编剧的两部电影,《我叫刘跃进》和《一九四二》,在创作和改编的过程中,影片和小说间的异同,以及这两部影片在国内外的反应。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是马导演的作品,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和见识的女导演,长得也很漂亮,之前她还拍过一个特别优秀的电影《我们俩》。我觉得她特别能掌握一个电影的内涵,就像狼和羊之间的关系,世人都知道狼是要吃羊的,但她通过这个电影告诉大家,羊有时候也可以吃狼,因为羊太多了。起用演员也反映了这个导演优秀的创作才华。选择演员是导演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她选择的李易祥、秦海璐、陈瑾、刘信义,还有两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导演——尹力和高群书都有饰演角色。《我叫刘跃进》这部电影唯一的缺陷是投资太少了,如果当时多给马导演两三倍的投资,这个电影会更精粹,我期待和马导演再次合作。
不管是尹力还是高群书导演,他们的演技都不比导演的才华差,因为他们在里边演的是坏人。高群书最近一部作品是《神探亨特张》,把一个警察拍得很流畅,包括里边的主题歌我也很喜欢。
《一九四二》是去年上映的,接连得了很多国际和国内的奖,像意大利电影节、罗马电影节、伊朗电影节、香港金像奖。冯导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历时十九年把一部电影坚持拍下来,很不容易。《温故一九四二》是最不适合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因为里边没有任何的情结和故事。如果故事是驱动电影最主要的因素,它就是零,那为什么还要改编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大家认为重要的东西,背后的东西,里边有个观念就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
老舍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特别想写一部充满了笑声的悲剧,这是一个哲学观点,也是一句伟大的话。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包括对演员的辅导,情感一定要节制,死了人告诉演员不许哭,要让观众笑。所以当我在首映式上看到《一九四二》中饿死三百万亲人的时候,大家在笑,我感到很欣慰。一个地主的女儿被卖到了妓院,第一次见嫖客,要给嫖客洗脚,端盆三次都没有放到地上,嫖客说鞠三个躬就可以了,她还是放不下。嫖客就问她,你是不是不愿意伺候我?我换个小姐,你也别为难了。地主的女儿有文化,说,叔我愿意伺候呢,可是我吃得太饱,蹲不下。第一次来到妓院就吃得太饱,笑完之后观众自己不好意思,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要让我们的民族自己不好意思一次,这是写《一九四二》最重要的目的。我觉得冯导演是个目光与众不同的人,他让我们民族不好意思了一次,就像灯光,照亮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心里黑暗的一角,这个民族不好对付!
米静:《一九四二》我们都很喜欢,虽然它的票房没有以前的喜剧电影好。
刘震云:这也是不好意思的一部分,如果要跟喜剧片一样的票房,那会使我们特别不好意思,这个民族做的选择从来都是对的。
刘震云:感人的故事可以国际化
米静:您个人认为什么样的故事,才能既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也能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欢迎,甚至喜爱的呢?
刘震云:很简单,感人的、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之间确实有很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