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在“故事驱动中国”大会现场

　　在2013年“故事驱动中国”大会上刘震云跟听众分享了他讲故事的艺术，以及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电影故事内涵的看法。活动现场笑声不断，刘震云的幽默和见识让观众为之倾倒。

　　以下是现场精彩实录：

　　主持人：米静(Mi Jing)，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

　　刘震云：三个出格故事驱动合乎规则的世界

　　米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作家、成功的编剧刘震云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讲故事的艺术，我是主持人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年教师米静。、

　　先从一个稍微形而上学的问题开始，请刘老师谈一下在中国的现当代作家群体中，您是如何来定位自己的？

　　刘震云：在说之前我先说一下这次的题目，我觉得故事驱动中国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不但一个民族是故事在驱动着，整个世界都是故事在驱动着。例如在这个地球上有三个故事驱动着它的转动，分别是耶稣、默罕默德、释迦摩尼。这三个伟大人物的出生，跟我们寻常的理解就非常不一样。我们经常说自己是由父母生养来的，但你看一下耶稣的出生，如果在中国来讲是一句骂人的话，因为玛丽亚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在中国如果说谁是大姑娘生的，那就是一句骂人的话。像释迦摩尼，他的母亲跟一头白象生下了他，真主的故事也是如此。三个非常出格的故事推动着合乎规则的世界转动，这是世界的本质也是故事的本质，包括我们这个民族也是靠一些故事在推动着。

　　有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孟姜女哭长城。长城是谁修建的？是男人修建的。它有多么的坚固呢？经常有人说长城永不倒，但却被一个妇女的眼泪给哭倒了，顺着眼泪来的又是什么呢？是她丈夫的尸体。

　　还有一个故事是白蛇传，美好的爱情产生在一个人跟一条蛇之间，这不但是一个民间传说，而且还在舞台上展现，银幕上放映。在古老的传说中，我们会被一个人和一条蛇之间的恋爱感动得流泪，但在现实中如果哪个小伙子跟蛇谈恋爱，我们就会觉得他疯了。

　　刘震云：我是中国最不幽默的人

　　回到我对自己的定位，其实我是由别人定位的。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最绕的人，本来应该直接说刘震云，但却绕着说到耶稣、释迦摩尼，最后才绕回来说自己。别人对我的定位是我很幽默，其实我是中国最不幽默的人，因为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所以才有最不幽默的人显得幽默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个道理绕还是不绕？如果绕，那就绕出来一句话，真实最幽默。

　　刘震云：我用作品思考哲学

　　文学是干什么用的？你可以说它是讲故事用的，但刘震云的文学可能不是在讲故事，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思考。大家读刘震云的作品，会发现每一个作品思考的都是生活中不存在的哲学道理，像《一地鸡毛》，它讲的是大和小的概念。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八国首脑会议很重要，但对主人公小林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家的豆腐馊了，一块馊豆腐比八国首脑会议重要，这就是一个哲学道理。

　　《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芝麻怎么变成西瓜，蚂蚁怎么变成了大象。《一九四二》，思考的是一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可能其他民族发生苦难时会追问，是谁把我饿死的？一场旱灾曾让我的故乡饿死过三百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一十万人，一九四二年我的故乡被饿死的人数就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死去的犹太人的总数，可以说我们河南人临死的时候给世界留下了一次幽默。如果我被饿死了，在我死的时候想到的不会是蒋介石、丘吉尔、斯大林，我会想米静，因为米静三天前就饿死了，我比她值。

　　我觉得文学是一种思考，而思考是一种乐趣。我特别感谢自己和读我书的朋友，共同把这个观念带给了文学，因为我的书发行量都在一百多万册，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读者都是高质量的读者。能够发行一百万册的作者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刘震云：我还想写《我不是西门庆》

　　米静：一个不幽默的人越来越幽默了。接下来谈一下您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塔铺》、《新兵连》，再到“故乡”系列、《我不是潘金莲》等等，这么多年您的作品也有很大的变化，能谈一下您这个阶段的创作历程和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创作道路相同的地方，都有一定的机缘。首先都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作者都概莫能外。接着会离开自己，试图走到更远，但转了一圈后发现又回到自身，这个自身跟他一开始写的自身是非常不一样的，看似这个圈是转回来了，但其实早已转到了另外的地方。写实，在文学中永远不存在。如果你写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一样，那么这个作品就没人看。最大的不一样也许就在于细节还是窗外发生的细节，但你的理解会跟窗外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对待文学和生活的态度。有两种作者，一种作者他个人的风格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作品中的自己。如果是一个演员的话，他的风格会越来越鲜明，像托尔斯泰和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都是这样。还有一种作者写到最后，自己的身影不见了。一个真正好的演员，不是一出场就让人们认出他是汤姆·克鲁斯，而是通过汤姆·克鲁斯看到里面的人物。我喜欢的是后一种文学，比这个层次更重要的是我对我作品的人物唯一不变的一如既往的深情。

　　我还想写《我不是西门庆》。写完西门庆我特别想写一个人物，就是三十年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经过三十年的沉淀，怎么由小林变成老林的。三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特别单一，是一个权力社会；而三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特别的纷繁，除了是个权力的社会，还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权力和金钱杂交之后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单元，我们从报纸和媒体上经常都能看到。

　　比如海南发生了很多富二代和官二代开特别大的Party，而Party上很多女孩子都不穿衣服的事。再比如很多人开了新的会所，很多人奉子成婚，官二代和富二代又被撞了等等，通过媒体大肆渲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觉得他们这样是在给自己制造“棺材”。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一定是街上挤公共汽车，由小林变成老林，三十年所有工作的负担压在了这些人的身上，不知道他们看到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新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刘震云：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倾诉

　　米静：人物即故事，故事即人物。刘老师的作品中也提到了小说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时代、社会、包括各种人际关系的漩涡中的精神处境，我们把这个聚焦到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上。

　　《一句顶一万句》对中国人独特的人际关系和内心世界有着非常细致地阐述，呈现了主要人物内心孤独、很想找人诉说的状态，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国的读者是能接受的。请问刘老师，这样的作品在国外是不是也能被接受？外国的读者能不能读懂主人公吴摩西的孤独感，这本书在国外传播的情况是怎样的？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讲一种区别，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的区别。由于中国是一个无神的社会，刚才说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故事都不产生在我们的民族中，我们对于神和鬼的接触和追求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