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沅君是位事业心很强的人,自然不甘心婚后充当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于是,她又只身应聘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这是1930年秋天的事。北京大学是全国名牌大学,等级森严,以往没有女教师登过讲坛,而年仅30岁的冯沅君却开此先河,登上北大讲坛给学生授课。她讲得充实而严谨,令人肃然起敬,从而脚踏实地地站稳了大学讲坛,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事业心,她和陆侃如才节衣缩食,把工资和稿费节储下来,计划凑足1万银元后,一道去法国留学。
冯沅君夫妇是1932年夏天,从上海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国留学的。船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等港口,经过一个月的航程,终于进入了马塞港。一次漫长的、新奇的旅行结束了。这艘船把他们夫妇引入了一个陌生的新天地。抵达巴黎后,他们一起考进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冯沅君夫妇这次到法国是自费留学,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显赫的靠山,过着清贫而紧张的生活。生活的步履尽管艰难,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并未减弱。1935年,他们学完了全部课程,并通过严格的答辩,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能够取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可谓风毛麟角。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冯沅君夫妇在留法期间,曾参加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活动;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的人中除了冯沅君夫妇,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他们在巴黎创办了一张油印小报,由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为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尽了绵薄之力。他们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译本问题。在这里他们结交了法国和中国很多朋友,从而拓宽了思想和文学视野。他们的心胸和眼界,已经逐渐经历了一个由民族扩展到世界,由世界扩展到全人类的过程。此刻,在冯沅君夫妇的心底,正酝酿着更为广阔的发展自己的宏图。
报效祖国
1935年夏,冯沅君夫妇满怀海外学子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希冀,乘坐华侨办的中国邮船回到了阔别3年的故国。回国后,陆侃如去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应聘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这两年间,由于生活的清闲,冯沅君夫妇对古籍文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课余之暇经常去琉璃厂闲逛,在北平这条古老的文化街上,见到中意的古书、古玩,便买回家赏玩,常常把每月的工资花得精光,却变成了收藏家。冯沅君夫妇在琉璃厂搜得古籍中,有一部世所罕见的《九宫正始》,于是,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南戏曲文资料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一书,在《燕京大学学报》刊出。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使冯沅君的学术研究兴趣,由诗文词曲转移到古代戏剧上,开始了对古剧的探讨研究,并于1936年10月发表了著名的《古剧四考》等论文。
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中断了冯沅君夫妇象牙塔的书斋生涯,随之流离颠沛的生活开始了。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冯沅君在北京耳闻目睹日寇入侵的种种暴行,悲愤不已,不禁沉痛地吟出“地室避兵朝复夕,亲朋生死两茫茫”、“连连枪声疑爆竹,兼旬卧病意为哀”、“两日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的诗句。次年春,冯沅君夫妇离开沦陷的北平迁到上海小住,后又取道香港、越南河内,改乘滇越铁路的火车迂至昆明。由于战云密布,局势紧张,不久,陆侃如无可奈何地只身应聘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冯沅君则去了峨眉山下的乐山县武汉大学,而乐山很快也遭到日本飞机的大轰炸,他们只好辗转迂回粤北的坪石。1942年夏,冯沅君夫妇毅然再度入川,投身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的8年间,冯沅君的足迹遍及云、贵、川、粤,饱受流离奔波之苦,但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的存亡。在四川三台期间,冯沅君夫妇积极投入爱国的抗战文艺活动,他们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东北大学任教的文化名人姚雪垠、丁易、赵纪彬、杨向奎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由赵纪彬、冯沅君分别任正副主席,会址就设在三台东门内陈家巷冯、陆住宅内。于是,他们经常在冯、陆寓所聚会,研究抗敌宣传,救济进步学生,组织演剧活动等。1943年“三八”节,冯沅君在三台妇女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长篇演说,生动地介绍了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人的不朽事迹,激发了与会的千余女青年的爱国热情。
在这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中,冯沅君抱着中华民族必定复兴的坚定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十多篇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南戏遗补》(1939年)、《〈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0年)、《古优解》(1941年)、《孤本元明杂剧抄本题记》(1943年)、《金院本补说》(1943年)、《汉赋与古优》(1943年)、《古优解补正》(1944年)、《古剧四考跋》(1945年)、《天宝遗事辑本题记》(1945年),等等,这些论文是冯沅君在学术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冯沅君夫妇同千百万同胞一样,沉浸在无比喜悦和激动之中。不久,他们夫妇就随东北大学复校抵达沈阳,1947年夏又应聘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冯沅君一直向往风光如画的海滨,此时,她的精神生活平衡了,物质生活也得到了保证,她的一颗需要慰藉的心,感到了舒适与温暖。就在忙于教书、理家的间隙之中,她继续进行古剧的研究,从而一鼓作气写出了《元杂剧中的〈东墙记〉》(1947年)、《记侯正卿》(1948年)、《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价》(1948年)等文。在此期间,冯沅君还写了一部专著《古剧说汇》(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56年作家出版社修订重版)。陆侃如则完成了《中古文学系年》的浩繁工程,这部8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直到1985年才得见天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冯沅君的呕心沥血之作《古剧说汇》是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辉煌巨著,她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宋元戏曲的形成、创作和演出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对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冯沅君进行古剧研究的同时,还译出了《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1946年)、《法国新文学》(1947年)、《人民颂》、《我曾漫步》》(1947年)、《双牛吟》、《工人歌》(1948年)等10篇(首)法国文艺作品。在法国歌曲《人民颂》译文的后面,冯沅君特意附加了一段文字:“法国以革命后的崭新姿态出现于十九世纪,所以这首歌曲的风度也极明快、矫健、坚定,纵与《马赛曲》不全同(时代也略晚些),实可说是一家眷属。读这类作品,我们会看到前途光明的新兴人群,且不免有视今犹之视昔之感。”这里,冯沅君用含蓄的语言表明,她的心境情怀已经完全倾向中国共产党了。她正是在这样愉快的心情中,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
奉献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