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冯沅君(2)

2013/7/8 11:09:49 点击数：【字体：大 中 小】

女高师是北京的一流学府，这里人才济济，集聚了不少优秀的教师。冯沅君的班级主任陈中凡，是位国学底子深厚、学识丰富的饱学之士，著名的经学专家；李大钊教授给学生们讲社会学、伦理学和女权运动史，在课堂上宣传马列主义，号召学生反抗封建的忠孝节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胡适教授给她们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是第一个把《新青年》杂志介绍给同学们读的老师。学者、名师们大胆的议论，深邃的思想，使青年冯沅君自幼受四书五经熏陶的内心世界大为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感觉、新体验油然而生，一条崭新而又广阔的治学道路呈现在她的面前，从而奠定了冯沅君的学术根基，也启发了她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冯沅君读书有一股灵性，一旦用心，成绩上升是立竿见影的事。她于1922年夏天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后随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她便来到“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的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向往已久的大学研究生的生活。经过3年的勤奋学习，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而且是北大国学门唯一的一名女研究生。

时代的思潮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审美情趣。在冯沅君就读北京大学研究所期间，颇值得一提的是她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在上海创造社刊物上的以《卷》为名的系列小说。这是她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读了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之后，大开眼界，从而激起了无法遏制的创作热情。此时，她表姐吴天的爱情悲剧，更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于是她便以自由恋爱和封建包办婚姻冲突为主题，从1923年的秋天开始，接连写了《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4篇小说。这4篇小说虽然各自独立成篇，而其内容、思想却息息相通，其中心主题就是争取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小说所表现的女主人公一方面是刻骨铭心的自由恋爱，大胆而热烈，另一方面是对旧礼教以死抗争的勇气和行动。冯沅君笔下与旧礼教大胆叛逆的知识女性的形象，深深地感染和打动了一代读者，向读者展现出了许多青年男女充满了生气的心灵，给20年代中国新文坛带来了清新、绮丽的气氛，因而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于是，为爱而写作的“淦女士”一时成为20年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冯沅君文笔犀利，她向旧社会礼教挑战的勇敢精神和争取恋爱自由的大胆行动，深得鲁迅先生的赏识。后来，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选了《旅行》、《慈母》两篇，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冯沅君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卷》……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内）的精粹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譬如，“我很想拉她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房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率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人的真实写照。这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耀其才绪，是截然不同的。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北京创办了《语丝》。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学术委员，对冯沅君自然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冯被聘为《语丝》的特邀撰稿人。冯沅君从《创作周刊》转向《语丝》之后，由于受《语丝》的社会批判的影响，她的视线从单一的恋爱自由扫向了更广阔的生活，文笔有了变化，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于是，她便在《语丝》上连续发表了若干篇小说、杂感或考证文章。她写的杂文，短小精悍，立意鲜明，语言犀利，表现出了一个追求博爱思想的女作家对现实不满的愤世疾俗的态度，从而轰动了北京的新闻界，更轰动了文坛。可以说，冯沅君在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才能和惊人的魅力，主要是靠她的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苏雪林、庐隐、冰心、谢冰莹等女性作家的不朽行列。

珠联璧合

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恋爱，是从ｌ926年秋天开始的。当时的陆侃如是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高才生，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的《屈原》、《宋玉评传》等在学术界颇引人注目。他比冯沅君小3岁（陆侃如生于ｌ903年11月26日，江苏海门人），是年夏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除了研究《楚辞》，还协助梁启超校注《〈桃花扇〉传奇》。当时，冯沅君已是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自然赢得了陆侃如的爱慕。由于业务上的相近，使他与冯沅君有接触的机会。他这位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深得冯沅君的好感。两人虽然不是青梅竹马，却是一见钟情。他们相识之后，就开始了频繁的往来、交谈、通信。陆侃如反复地向冯沅君表示纯洁的友谊，接着就是纯洁的爱情。每逢星期日，陆侃如都到北大来找冯沅君，他们常常在月光下促膝谈心，或者在北海泛舟，有时也相约去游长城，流连徘徊于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堆中，或者是香山幽静的小路上。经过海阔天空的侃谈，双方就再也分不开了。

冯沅君敬重陆侃如的品德、才学，她诚恳而又含蓄地向陆侃如表露了自己的感情：“我主张朋友间的感情要淡而持久。然而我们的友谊何以发展得如此快，我也不知道。鲜艳的花儿，祝你战胜了一切风霜！”（《春痕》十四），文章虽短，但含情脉脉。从两人“爱苗初长”到“定情”这一段爱情生活的历程，约略地烙印在冯沅君于1927年写的、由50封书信组成的中篇小说《春痕》中。冯沅君就是在这样的创作与爱情的交织中，结束了为期3年的大学生活。

1927年秋，冯沅君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不久，陆侃如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任教。此时，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事，从而也就开始了学术事业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研究诗词、元曲，共同撰写《中国诗史》，爱情的花朵也就由此而开放。然而，当冯沅君向大哥冯友兰要求同意她与陆侃如的婚姻时，这位大哲学家却未置可否，最后还是由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先生出面写信给冯友兰，“请不必多问“，才终于成全了这桩婚事。1929年1月24日，冯沅君与陆侃如在上海一个春光明媚、喜气洋洋的吉日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永结百年之好。

就这样，冯沅君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时代的洪流把她冲上了文坛，但传统的负重和学者的生活却又将她完全地拉回了书斋。此后，轰动文坛、为读者熟悉的“淦女士”也便销声匿迹了。

婚后，他们仍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终于结出了第一个合著的学术研究成果，就是1931年《中国诗史》的出版。这是继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的又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专著。此著作被鲁迅指定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部放射着耀目光彩的《中国诗史》，仍然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诗歌史专著。继这部书之后，他们夫妇又合著了《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大江百科文库”之一。此书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专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难怪它被毛泽东当做经常翻阅的案头读物之一。此书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发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中华网 201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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