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在南水北调示意图上，只是个小小的圆点，圆点至上，一条粗重的红线迤逦北上，穿郑州、过安阳、经石家庄，在一个大大的五角星上面截然而止，五角星上北京二字夺目而出。

    “妈妈，淅（我听到的是zhé）川在什么地方啊”？送进耳朵的这句童声，和长安街上的阳光一样纯净。

    是的，豫西伏牛山盆地的人们，第一次派出他们的父母官，到首都进行一场朴素得犹如宗教的仪式，将一瓶透明的清水郑重交给北京市市长。千里迢迢，为了说明瓶中之水的来历，交接现场的长安大街上，展示出一幅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示意图，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这个地名，就这样进入北京人的视线，对于一个孩童，这个地名新鲜的如同陌生。

    然而，城市灯光中，还有多少人家，只知道南水北调，不知道淅川？华北平原上，还有多少土壤，饱饮清流，不问源头？

    52年了，今天，清流终于北上，清纯的犹如眼泪，红线终于划成，红的如同血脉，我沉默了半个世纪的故乡，你就大声喊吧，我叫淅（xi!)—川！

    五十年，举家迁移三次，多少故事和家园一起沉入库底

    如果没有到过南水北调搬迁现场，你永远无法体验人群整体迁移瞬间画面的震撼：祖辈遮风避雨、生息繁衍的老屋分拆解体，结满厚厚烟灰的灶坑，贴着年画的堂屋墙壁，磨蹭出凹槽的门槛……全部袒露在天际之下，成为近的田野，远的群山的一部分，从此任由风雪雨露造访，日月星辰窥视。

    带走吧，放过新媳妇花被的衣柜，浸着菜香的饭桌，供奉祖先的条几，那排满村头的长长车队，一件件拉走了一座从此消失的村庄。

    又搬来一件，不，是一棵，一棵伏牛山最为常见的野柞树，透过精心包裹的塑料薄膜，可见根须泥土紧紧相连，显然，主人是要带它到远方共同生活。

    “老乡，实在放不下了”，

    “立柜不要了，这树也得带着，俺也算留个根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远行的乡亲们，只能用这个办法，把滋养他们的水土，留在自己身边，这水，这土，曾经是怎样一方富庶的家园呀！

    “淅”，本义以水洗米，《淮南子·兵略》曰，“淅米而储之”，《仪礼.士丧礼》称 ，“祝淅米于堂上”，并称竹篾编成的过滤器具为“淅箕”。

    是的，稻田成方，竹林含翠是淅川县境内常见的风光。一切得益于那条叫丹江的河流，它从洛山奇峰峻岭中奔涌而出，一路吐珠洒玉，把全县17个乡镇依次揽入怀中，滋养土地肥沃如膏，物美粮丰。屈原有名句，“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说以淮河为界，南方种植桔树会结甜果，北方则变为苦涩的枳子，而淮河以北的淅川，入秋满山耀眼的金桔，剥开汁液四溢，品尝满口甜蜜。还有桑蚕、枇杷、猕猴桃，这些完全属于南方的物产，在淅川满山扎根，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上苍把这块北纬33度14分，东经11度47分的空间赐予淅川，让她得南北之风水，那条满载甘露的江水，在50年代初随着丹江大坝建成，在淅川境内形成67万亩的水库，方圆百里农民又平添水产收入，农闲驾舟捕鱼，收网捞虾，万里碧波 ，一派南国风光。而两岸土地上，仅大石桥、老城两个乡镇出产的粮食，就占全县总产的2分之一，有“桥半县”之说。家家仓满廪实，户户大筐淘米，当是淅川百姓殷实富足生活的写照。

    甚至，当时那一派绿水青山，还养育了战火烽烟中的逃难者。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省内名校纷纷迁徙至此，我那在伏牛山出生的父母，履历表中，就赫然填写着国立女子中学、开封第一高中的校名，成为他们最终走出大山的资本。

    记忆中，母亲最为自豪的便是给我们讲述她的娘家，度过少女时代的淅川名镇荆紫关，十里长街店铺林立，品尝不尽的精美小吃，眼花缭乱的各色绫罗绸缎日常用品，商号描金镶玉，会馆牌坊高耸。     沿外祖父家后墙石阶下来，便是丹江码头，母亲和她的同学们背诵着“百艇接樯 ，千蹄接踵 ”描绘家乡的诗句，沿江散步，那数天内可至商洛长安武汉的船桅，把一群少年的梦想带向远方……

    这不是梦，水来了，涌入荡漾着书声笑声的校园，侵蚀着百年老铺香樟木雕刻雕刻的招牌，灌进四世同堂的庭院，卷走厨房里的粥香，卧床上的酣梦，更不消说，万亩良田成为湖底 ，千顷高山化作平湖！

    同样是水，如今他要存储奔腾的高些，更高些，去滋润干渴的北方，孕育首都的心脏。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只有能够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伟人，才能这样调度大自然的山水！毛泽东当年的奇思构想，历经自此之后大中国的历届领袖决策，形成自1958年协议，21世纪中期相继动工，到2050年才能彻底完成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南水北调工程，而这个工程最重要的高高隆起的“大水缸”丹江水库，库区大部分水面和渠首，都在淅川境内。

    水逼人走。多少次的测量加高，“大水缸”的深度从124米（海拔）、147米、155米到如今的162米，一个个村庄的消失，使淅川成为世界上移民人数最多的县份。人与自然，自然与政治，自然与历史，50年沧桑岁月，同样是历经大起大落的中国人，淅川人生活里增加了鲜为人知的迁徙之痛，许多户举家迁移三次！在仓房镇沿江村，一户又一次面临搬迁的村民家中，我实录下户主何兆胜的讲述：

    我是1959年3月18日走的，原来住的地方叫下寺公社何庄。那年我25岁，已经结婚，有了女儿，在生产队当会计，与老人分住，有三间房子，十多亩地。记得那天我去公社办事，有位认识的公社干部问我，上级号召年轻人支援边区建设，问我去不去，那时干部的话就是上边党的话，我想都没有想，说去。几天后就单身一人去了公社集中，一人一天发二斤馍，步行到马蹬（淅川一个镇名，现已淹没）后，大货车拉到南阳，每人发了一身棉衣，一条被子，上了闷罐火车，五天五夜没下车，到了兰州。那时一些人已经开始不得劲，头晕，吐酸水，后来才知道叫高原反应，下车后动员我们说，要去的地方顿顿有肉吃，到了目的地循化县，住进大荒地里的排房，才知道每天两干一稀，早上中午馒头咸菜，晚上喝稀面水，那儿麦子味道和在家的不一样，蒸馍又黑又粘，面汤一股霉味。每天开荒，有时打杂，必须完成任务。晚上又饿又冷，想喝口热水也没有。一直到1960年，允许家属来，我盼啊盼，父母、老婆、孩子终于来了，心想可让一家人单独开伙食了吧，谁知道还让分开吃，我是劳动力，吃两干一稀的食堂，父母老婆孩子吃两稀一干食堂，实在太饿，晚上一家人煮野菜汤喝，俺媳妇懂事，说能到一起就是福，一个车过来的，半路上她亲眼看见冻死病死了三个女人！

    后来，不断有人生病，脑壳疼，拉稀，十几天就不行了，老乡们都说这里“邪”，悄悄返回，路程太远了，听说不少人把命搭半路上了。记得是1961年政府让返乡，我们全家五口人，三个铺盖卷，跑荒似的回来。在村里还有没淹住的破房里住了5年，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