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那年，他因短篇小说《母亲》受到批判，就此辍笔20年。20年后，他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受到巴金的青睐。就在人们期待着他的新作时，他却默不作声，悄悄地隐身在喧嚣的世界里。多年的沉默后，其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横空出世，再次轰动文坛。他就是著名作家张一弓。
   
    记者：1959年，您写了短篇小说《母亲》，正是因为这篇作品，您受到了批判。这部作品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批判？
   
    张一弓：我开始受到关注，也就开始受到批判，就是因为人性，因为短篇小说《母亲》。小说表现了我对善良人性的向往和呼唤，结果，却被扣上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
    
    当时我不能接受这个结论。我很矛盾，只能以虔诚的态度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后来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
   
    我不接受批判，只能反思自己。我辍笔了，但对人性的思考依旧没有停止。
   
    记者：20年后，您写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结果也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一弓：“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被隔离审查。当时我对自己说，不能这样下去，于是，我就写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沉郁、悲壮的笔调塑造了一个救民于水火之中、对浮夸之风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塑造这个人物，我是希望人们有人性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但也因此遭到了非议。
   
    记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张一弓：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觉得，这是应该恢复历史原貌的时候了，这个过程很痛苦，所以，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掉了眼泪。
   
    当时有人说，张一弓写这篇小说是为了揭露政治内幕。张一弓所有的罪行加到一起，没有这篇小说的罪行大。其实，我就是写了一个人，如果我想揭露，我不会写这一个人，而是写一个村庄的1960年。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揭露。今天，大学课本依旧在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我想，原因也在于此。
   
    记者：您一直在寻找人性，用文学来表达人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您眼中的人性又是什么呢？
   
    张一弓：到了这个世纪，很多问题对我来说明朗化了。人性，就社会性来说，我们不能否定阶级性；就自然属性来说，都有男欢女爱，都要尊老爱幼。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探索，贯穿了我小说的始终，包括我进入新世纪发表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今报记者 梁新慧 实习生 许晓艳【原标题：作家--张一弓：我一直在寻找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