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时著名学者范晔（公元398年~445年）是大名鼎鼎的《后汉书》的编纂者。《宋书・范晔传》里说他“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可见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能写能书能演能唱，搁现在绝对是个才艺不凡、风流倜傥的明星学者，拿天价出场费到各地设坛开讲做报告自是不在话下。令人意外的是，他却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混进了谋反篡位的队伍中，年仅48岁便走完了本该更加精彩的人生。对此，笔者实在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反复阅读《范晔传》后，最终读出了两个字――“愤青”。

　　范晔出身士族之家，是晋末宋初名臣范泰的儿子，实实在在的“官二代”，很早就进入官场。虽然起初一直担任缘吏、参谋一类的低品级官员，但30岁后便做到了吏部的尚书郎（六品，主管官吏选任、铨叙和调动等事务）的位置。尽管后来他在当朝执政彭城王刘义康的母亲出殡前与人酣饮甚至以挽歌佐酒取乐，而被贬为宣城太守，算是仕途上多了份蹉跎，但大约十年后，便时来运转，做到了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的高位，成为京城卫戍部队的高层官员，并参与机要。然而，官位越做越高的范晔却并不感到快乐，他对官场上充斥着的嫉贤妒能、溜须拍马、急功近利之人十分反感，曾撰《和香方》一篇，用麝香、零藿、詹唐、枣膏、甲煎等各种香料来影射、讥讽虞炳之、何尚之、沈演之、羊玄宝等朝中大员。而事实上，这些人虽然各有各的不足之处，却未必真的如范晔所说的那样品行不堪。比如何尚之就曾劝阻宋文帝大兴土木以免劳民伤财，还曾聚徒讲学，四方名士纷纷慕名而来。可见范晔对官场某些人的认识和评价过于苛责，有着明显的道德洁癖。

　　而更令他感到不爽的是，他所习以为常的名士风范遇到了新政权的制约，使得他颇有生不逢时的感慨。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士族门阀摆平一切的年代，放诞不羁、无拘无束的名士风尚是社会追捧的对象。不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南朝，门阀士族已经衰微，政权转而掌握在庶族寒门手中，因此士族子弟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不遵礼法，为所欲为了。显然，范晔对此十分抵触，即便因此遭到贬斥，他也没有汲取教训，依然目空一切，我行我素。宋文帝刘义隆知道他善弹琵琶，喜欢唱流行歌曲，总是旁敲侧击地想让他为自己表演一番。范晔却自恃才高，故意装糊涂，不愿露一手。一次，宋文帝摆酒宴客，喝得有些高，说我来唱你来弹，范晔不得不奉旨弹奏。不过，皇上的歌声刚停，范晔的琴声也戛然而止，连个余音绕梁的机会都不留给皇上。范晔是显得挺名士的，可宋文帝却极其不爽，心想你范晔虽然出身高门，却不过是小老婆养的，长得又矮又胖又黑，拽什么拽？所以后来范晔被杀前，宋文帝还下诏数落他“不识恩遇，犹怀怨愤”。

　　满朝文武中没一个瞅着顺眼，现实生活中又不能随心所欲处处遇到掣肘，导致范晔的心理产生极度的不平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愤青”范晔遇上了处心积虑的孔熙先。孔熙先和范晔的出身、经历颇为相似，因为仕途壅塞久未升迁，一直心怀不满。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后，孔熙先密怀报效之志，一心策动朝中大臣谋反，以辅佐刘义康登基。他摸准了范晔的心理，先从其外甥谢综下手，常和谢综等人打“业务麻将”，故意输钱输物，时间一长，“情意稍款”。经谢综引荐，孔熙先慢慢接近了范晔，依然通过打“业务麻将”的方式，引起范晔的好感，直至“申莫逆之好”。随后，孔熙先又以皇家不与范晔家族联姻来刺激范晔，说：“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为之死，不亦惑乎？”范晔终于下定决心，上了谋反者的贼船。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因为被人告发，谋反没有成功，范晔等人被捕，死时年仅四十有八。

　　由于经济、政治地位急剧转变，价值观、行为方式混乱无序，社会转型期最容易导致人的心理不平衡，也最容易诞生愤青，许多人因此走上抵触、逆反甚至激烈对抗的道路，最终不仅害了自己，还会牵连家人亲友，乃至给社会造成麻烦和损失。范晔的死就是这样，除了“愤青”二字，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还是毛泽东当年送给“愤青”柳亚子的诗说得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卢荻秋【原标题：“愤青”范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