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走进房间,绕过为他空出的主座,坐进侧边最末的座位。这天,除了小说,他想多谈两句散文。

　　2009年,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出版。这本阎连科口中“毫无难度的写作”“没有任何追求、任何防备”的作品打动了无数人,成为此前以《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等小说闻名的阎连科卖得最好、争议最少、读者最多的书。它让人们发现,在“苦难大师”“狂想现实主义者”或“神实主义者”之外,在诡谲、荒诞、充满争议的“小说家阎连科”背后,还有一个世俗温暖、人情世故的“散文家阎连科”。

　　这本书也令从不把自己视为散文家的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新的认识和发现,于是有了后来的《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和人大出版社最近正在陆续推出的4本散文随笔:《一个人的三条河》《丈量书与笔的距离》《写作最难是糊涂》《他的话一路散落》。

    世俗:“世俗生活几乎是我现在写作的唯一源泉”
　　
    “散文写作什么都可以关注,但就我个人来说,因为在小说中关注更多的是集体的、民族的问题,在散文中会写更个人化、家庭化、世俗化的东西,作为弥补。”

　　不同于其光彩流溢、想象奇诡的小说作品,阎连科的散文里,有的常常只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故人琐事,平实朴拙却会轻易令人动容。

　　“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子的,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只要父母健在,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三四十岁的壮年去对待……”诸如《我与父辈》中这样平淡无奇的话语,总实实在在地触疼读者的心。

　　回顾自己的散文创作,阎连科说:“《我与父辈》对我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我明白原来我阎连科除了写小说,还是可以写散文的。之前也出过三四本散文集,送人都不敢,觉得自己写得非常不好,但《我与父辈》我会送朋友,让大家看。为什么呢?包括这本书读者为什么如此喜欢?”

　　他觉得关键在于“经验”和“世俗”。

　　关于经验,“散文一定要来自经验、来自经历,没有经验经历你不要去写。人们喜欢散文是因为散文表达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因为真实才去看它。”

　　阎连科认为散文的黄金时期或许已在上世纪90年代过去,但时至今日读者依然非常多,根本原因就在于散文的经验性,因为散文不同于有着更多虚构和想象成分的小说,其全部来源就是生活和真实,因而更容易打动他人。

　　关于世俗,“有两个层面上的国家,一个是体制上的,一个是民间的。我们都更多地生活在民间的国家里,每天说的却多是体制上国家的事。我们会讨论国家的前途,却永远不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当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这一代作家要认同世俗的生活。”阎连科说道:“生活确实是很庸俗的东西,但作家要在世俗中做人。我们不能做世俗的人,但要在世俗生活里有点尊严地做人。我想我是认同世俗生活的,世俗生活几乎是我现在写作的唯一源泉,从世俗中认识人,从世俗中认识事情。”

    坦诚:“中国文人不太解剖自己,希望有一天能把自己开膛破肚”

    读阎连科的散文,多会对作者的坦诚印象深刻——叙述往事时,阎连科时常把自己的一些并不光彩的念头、行为与弱点不加修饰地袒露。

　　他不止一次提及自己的“罪孽”,20岁时为逃离村庄、逃离贫穷的命运,在父母的宽宏下,弃了儿子对疲惫父亲、患病姐姐和一个家族应尽的责任,入伍参军,他认为这是令父亲旧病复发、过早离世的根本缘由；他写到父亲重病弥留中的一个寒夜,他脑中竟莫名闪过大夫的那句“只要你父亲还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意识到自己竟似有“希望父亲早一天离世”的念头,他逃到无人的空院,狠扇自己耳光；他也写了年少时出于嫉妒,给校长写了检举信,打同学小报告的丑行,写了自己如此惧怕死亡,不敢去八宝山给过世的同学送行……

　　当被问及何以在写作中如此坦白,阎连科说:“中国作家有一点不太好,就是不太敢解剖自己,都把自己当作家看,不把自己当普通人。说我坦白,无非是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的一生中,有非常多的东西值得解剖,我有很多恶的念头,做过很多恶的事情,和每个人一样,犯过无数错误。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写出来?我无意识地写了那么一点点,就让大家这么意外,我想这是中国文人不太解剖自己造成的。”

　　他认为这也是为何中国作家中没有歌德、卢梭这样的人物,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写出《忏悔录》那样的散文,“我已经50多岁了,我非常希望在小说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写一些不一样的散文,把自己确实经历过的无法告人的东西告诉大家。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自己开膛破肚,把五脏六腑全掏给读者。我想这一天不会特别久,我已经想了很多。”

    追求:“更看重作品对文学本身带来的改变,而不是对社会”

　　阎连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散文中,有他这样的自白:“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

　　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阎连科都执着于每部新作和之前作品相较下的“进步”和“变化”。《四书》出版前,他曾多次说自己的小说创作正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因为在语言上的努力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巨大变化,“语言上有所突破,你就可能在思维上、故事上、在任何结构上都有突破,所以我全部的写作努力都在语言上。”而散文方面,“如果今年能重新坐下来写部散文,我希望它与《我与父辈》《北京,最后的纪念》《一个人的三条河》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我还没有想得特别明白,但一定要写非常不同的东西。”

　　作为被贴上“苦难大师”“现实主义者”标签的作家,阎连科坦诚在小说写作中“挣脱各种主义几乎成为唯一的目标”,因为“任何小说,只要去写它,就会发现人家都可以把它用主义说出来,你是荒诞现实主义,你是魔幻现实主义,你说我完全不是这东西,他也这样解释。”

　　散文则不同,“我们对散文,几乎找不到流派、主义的说法,散文的美和奇恰恰在这里。我非常希望自己最终写出一个有主义的散文来。”

　　“让小说变得没有主义,让散文变得有主义,这可能是我写作的一个方向,是我写作两个方面的一种对立和弥补吧。”

　　因为有这样的追求,阎连科认为自己的小说读者会越来越少,而他也并不希望自己的小说读者太多,“我想我确实写不出那种人人都爱的小说,对此我非常清楚,我特别相信自己的读者会越变越少,除非不断重复自己。只要渴望不重复,就会读者越来越少,但也会越来越知音,彼此相通。”他当然并不排斥读者,所以才写作散文,希望散文能帮助人们找到真实的阎连科,帮助人们理解其创作。

　　采访中,阎连科几次提到《四书》在法国出版后,接受记者群访时的意外惊喜——“没有一个人问我小说中写的故事现实,都问我为什么这样写小说。”

　　写乡村的苦难,写艾滋病村、写知识界的丑闻……因为作品深深介入现实,人们面对阎连科时,总会更多地询问现实层面而非文学上的问题,“一个伟大的作家,当然要看他对读者、对民族贡献了什么,但我可能更看重他对文学贡献了什么。我非常渴望有一天,人们说我的作品对文学本身带来改变,而不是对社会。当然,我不会放弃小说对现实的关照和深刻的思考,但在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

　　“我其实更希望别人和我谈文学,更看重作品对文学本身的影响,但是人们总是和我谈文学之外的事。”被问及希望别人和他谈论什么时,作家立刻作答。这天的采访和其后的讲座中,阎连科耐心地回答了人们有关饥饿、艾滋病、城市化、电影、评价其他作家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个令执着于文学自身的作家倍感寂寞的时代。但阎连科还在一手小说,一手散文地不断前行,“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访谈撷语　

    作家几乎都是犹豫不决的人

　　再伟大的人物,其实也和我们差不了太多,就是在某些关键点上敢作敢为,有点赌徒的性格,但作家不行,作家几乎都是犹豫不决的人。比如,我对当年是退伍回家还是接受提干,也犹豫不决,最终是因为哥哥告诉我回去写小说没人看才回了部队。如果我退伍回家种地,理想就是当个村长,差点就走上村官之路了。我经常在很多关键点上犹豫不决,被别人的一句话决定好坏。

    担心敏感和想象力消失

　　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真实是我能够达到的,但是想象和敏感可能会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越来越消失掉,这是我最担心的,是我后半生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保持不下来,有人告诉我说你的写作彻底没有敏感和想象了,那我真的会停止写作。

    对年轻作家的建议

　　80后、90后的孩子首先要对经典认同,不认同这条路是走不远的。我想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经验或语言,我们和他们年龄相似时,语言远不如他们,但他们对经典的反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你可以批判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但你得认同他们；你可以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就是经典的作家；你可以不喜欢卡夫卡,但他就是给世界文学带来了巨大贡献。一个作家对经典不认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原标题：阎连科:中国无卢梭,因作家不敢解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