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没有在校认真读过书的人，所谓的1966年入学、l976年高中毕业，也只是人生时序上的一段荒废的笔记。而且实际上，高中并没有毕业，因家里极缺医药费用，便丢掉课本，到新乡水泥厂的矿山上打工去了。全国恢复高考那年，我梦想有一天能够走进大学的课堂里，听教授在讲坛上授课，自己在下边正襟危坐地记些笔记。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又认真复习了高中的课程，准备迎接学业上的一次日出。终于到1983年时，我所在的部队（师机关）和河南大学有了某种协商，河大同意给商丘的驻军开办一个大专班，学期三年。当时领导传达的精神，是说这个班每年要有半年脱产，到河大校内听课。于是，我以为真的可以圆一圆我的大学梦，就拼命复习、拼命阅读、拼命计算，生怕考不进那个有名额限制的“河大班”。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在那三、四十人的“河大班”还算靠前，顺顺当当成了大学生。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个“每年必须有半年脱产到河大听课”的计划，改为了河大的老师定期、定时地从河大的教室里走出来，到商丘驻军的营房里来给人授课。这个计划的变更，使我坐在大学课堂里做做笔记的梦想轰然破灭，而且，学的又是“马列主义政治教育”专业，实在离我热爱的文学相距太远，然而毕竟可以通过这个“校外班”取得一张河南大学的正规学历，也就半是欣喜、半是遗憾地一边工作、一边待河大老师到了军营之后，坐在临时改为教室的会议室里听课了。记得发文凭那天，校方和驻军的领导都十分重视。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母校”，用大轿车把我们从商丘拉到了开封，几个小时的颠荡之后，我们的师长和政委领着我们在河南大学的门口合了影，还让我们同政教系的老师留了念，河大的一位校长还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讲了话。

　　将近20年了，与河大有关的许多事情都忘了，惟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在河南大学的校园参观时，那些大学生们看着我们这些老大哥、老大姐——解放军叔叔、阿姨们异样的目光。今天，我在填写任何简历时，大都写上“曾经就读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其实不仅是学历的象征，更是经历的实在。现在，很多时候，我在无奈时也到大学讲课，每每站在大学的讲台上冒充老师或名誉教授时，其实都是要脚脖子发软、站不稳脚跟的。所以，对于河大，因为遗憾，才越发觉得亲切；今天，河南大学肯把我算做她的一个学生，这让我多少感到欣慰。

　　最后，也必须坦诚地说：正是因为河南大学那一张大学文凭，才使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许多许多实在的益处。我是真的感谢河大，从内心把她作为我的一所“母校”呢！【原标题：阎连科：我与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