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300年风云变幻,多少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埋骨东都洛阳,以至北邙山上“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这么多唐代墓葬,本系列中不可能一一写到,那么,它们的整体情况如何?我市文史专家、千唐志斋原馆长赵跟喜先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唐墓作了总述。
北邙山、万安山、龙门西山,唐代三大丛葬地
记者:赵老师,我近来写唐墓时常常感到困惑:葬在洛阳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那么多,地面遗存却非常少,能找到墓冢的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
赵跟喜:洛阳唐墓有一个特点,就是墓多陵少,很少有地面遗存,但是出土墓志很多。唐墓不像周、汉、魏时期的那样“墓冢高嵯峨”,这与当时的葬制有关。
唐代帝陵集中在长安,洛阳为东都。位高权重的功臣及宗室,死后都要陪葬帝陵;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一旦不慎跌落深渊,失去了陪葬资格,不能再回长安,就会选择葬在洛阳。这些人的墓冢本来规模就不大,加上盗挖或水土流失,年深日久多有损毁,地面上自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记者:常言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句“广告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赵跟喜:邙山北临黄河,地势开阔,土层深厚,宜于殡葬。东汉及北魏时期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唐代以来的名门望族、缙绅百姓也都认为邙山是风水宝地,即使死在遥远的江南或塞北,临终也要嘱托子孙,将自己还葬北邙。“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由此而来。这种说法唐时就有了,今人承袭的还是古人对北邙山的认识。
因为人们都想把北邙山作为“终极归宿”,唐时这里已是茔地连接,楸柏葱郁,“几无臥牛之地”。当然,这并不是说邙山上真的连一头牛也卧不下了,而是说墓地都已“有主”,后来者拿钱也买不到。
记者:洛阳唐墓的分布似乎不太集中,除了北邙山,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吧?
赵跟喜:洛阳的唐墓丛葬地有三大块:一是北邙山,包括首阳山;二是万安山;三是龙门西山。
北邙山“起自河口,西逾平阴”,东西绵延200里,“车辙广若长安路,蒿草少于松柏树”,自然环境很好。由于这里的墓葬太多,已经“饱和”,后来者只好另择地方。比如洛阳城南的万安山,就是唐代李、卢、郑、崔、裴、姚、王等名门望族的茔地,名相姚崇、张说等都葬在这里。由于位置相对较偏,直到20世纪50年代,万安山南麓的田间地头还立有不少石碑。
唐代的龙门西山,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那里葬有不少皇亲国戚及世宦显贵。如唐高宗与萧淑妃的儿子李素节,死在洛阳城南的龙门驿,其九个儿子全部“窆于河南府龙门乡之平原”,就是现在的龙门西山。你前几天去访李德裕平泉庄,一路经过的张沟村、毕沟村都是唐代丛葬地。因为龙门西山寺院很多,附近还葬有许多僧尼,其中有一些来自异域。
唐人墓志是一部“石刻唐书”,可以证史、纠史、补史
记者:您刚才说,唐墓的一个特点是墓志多,这些墓志是怎么保留下来的?
赵跟喜:墓志之作,意在传世。北魏迁都洛阳后,王公贵族都葬在洛阳,为了便于后人辨识茔地,他们多在青石上刻墓志铭,伴自己长眠地下。
到唐代,刻志之风盛行,墓志成了一种时尚。无论男女老幼、高官平民,死后都可以刻一方墓志,标明自己的世系爵里、生平事迹、配偶子嗣、卒时葬地等,相当于今人的传记。不过,这种石刻传记比写在纸帛上的传记更有生命力,它久藏地下也不会损坏,随着陵谷变迁,山川更易,还会重见天日,让人借此了解历史。
当然,墓志能够保留下来,还得益于志石的笨重。唐人随葬品中多金银器物,以致盗墓成风。不过,盗墓者的目标主要是金银珠宝、三彩冥物等,对笨重的志石则很少问津。这些志石出土后往往流落民间,老百姓用来捶布洗衣、修筑沟渠或者砌墙填基等。后来,有识之士从民间征集,许多墓志才得以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们的真容。
记者:墓志主要有哪些作用?
赵跟喜:洛阳历代出土的墓志有上万方,其中唐人墓志占大多数。从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武德、贞观起,历开元、天宝,到晚唐的天复、天祐,包括武则天的改元、安禄山的僭号,历经300载,年号所缺无几。这些志主的身份各异,既有相国太尉、刺史太守,也有雄据一方的藩镇大吏,有官卑职微的尉丞参军,也有处士名流,甚至寺观僧道、宫娥才女。别看一些志主名不见经传,他们的墓志中对唐代一些重大事件也多涉及。可以说,古人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唐书”。
《千唐志斋藏志》中,有武则天大周时期墓志148方,其中程思义等人的墓志中提到武则天重用酷吏,董怀义、白知礼等人的墓志记述了“后武则天时代”的一系列宫廷政变,还有一些墓志中讲到安史之乱……可以这样说,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俗等方面,墓志中都有涉及。
同时,作为当事人一生的总结,其中所记事件都是亲历,且由同时代人所作,墓志在证史、纠史、补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时候,它比史书更为可靠。
一方方墓志,还是打开一个个千古之谜大门的钥匙。比如李素节的九个儿子被武则天的酷吏诛杀于舒州,到底葬在何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来,他第九子的墓志在龙门广化寺西北出土,人们才弄清楚,原来这九子之墓就在龙门西山上。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打进洛阳,国史散失。关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这段历史,新、旧《唐书》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张冠李戴,要么时间移位,“吏部”写成“工部”之类的谬误时常出现,很令后来的史官头疼。而那段时间的墓志,则是检验史书的一把尺子。
穿越千年,让历史更加鲜活
记者:最近,我翻看您参与编篡的《千唐志斋藏志》和《全唐文补遗》,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墓志的女性志主占了约一半,比史书中的女性所占比例高多了!
赵跟喜:大唐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王朝,女皇武则天执政,也使女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她们可以与男子一样在墓志中展示生平。墓志中,像“大周雍州司兵李氏妻王氏(姜嫄)”、“博陵崔公(藏之)夫人汶水县君太原王氏”等志主有很多。
在这些志主中,还有一位叫马凌虚的女道士。她是洛阳城中的绝色女子,23岁,风华正茂,“鲜肤秀质,环意蕙心,光彩可鉴,芬芳若兰”,并且才艺双佳,“有七盘长袖之能,三日遗音之妙,挥弦而鹤舞,吹竹而龙吟”。可是,安禄山的铁蹄踏碎了东都的繁华,她被卷入了安史之乱的漩涡,所在的开元观被改为圣武观,不幸很快来临。安禄山的部下独孤问俗将她掳去,“未盈一旬,不疾而殁”。同为安禄山慕僚的李史鱼为她写了墓志,也算一篇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