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让人惋惜之余深为感动的是，就在我登门造访之前，年已八旬的孙老刚把一笔奖金捐给了北京第四聋哑学校。我坐下不一会儿，便提及从友人口里得知的这一消息。孙老听罢，笑着解释道：“我的子女小时候多亏该校老师们的关照，我这也是表示一份心愿。”接着，他很快转入正题，开始了“答客问”。

    我首先请孙老回忆“文革”中下放咸宁干校的往事。他稍稍理顺思路，叙述道：“1969年秋天，我来到向阳湖后，分配在四大队十四连。初期劳动十分艰苦，还要自己盖房；不久抓‘五一六’，更加重了大家的精神负担。在干校，‘五七’战士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稻子，养鸭子。这种劳动锻炼，如果计算起成本来，简直没法说。更有甚者，有的同志体力支持不住，病倒了再没有起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名校对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还是我到附近生产队去选坟地并联系安葬事宜……”

    我听了插话说：“前几天，我去秦顺新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家，他介绍说，您平时人缘好，在向阳湖还担任了大队教导员，队长是现在的美编室主任李吉庆。”孙老点头称是，补充说：“这类‘官’其实就象农村生产队长一样，只不过带头劳动罢了。那时我的爱人蒋宛下放河南息县干校，家里的老房子没退。如果说还抱有回京的希望，只得拼命干活，等待政策变化。十四连还有位老同志郑效洵，因年纪偏大，参加干活不适应，便让他管‘家属连’。你要我谈在咸宁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人，要数孙用先生。他是大翻译家，‘国宝’级人物，193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译有《勇敢的约翰》、《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裴多菲诗选》、《华莱斯诗选》、《密茨凯维文诗选》等。1958年他应邀访问匈牙利，接受过匈政府授予的劳动勋章和证书，该国艺术馆还专门为孙用做了铜像，以表彰他翻译裴多菲诗所作的贡献。孙用先生学问一流，为人正派，还特别顾全大局，在向阳湖的逆境中能随遇而安，和夫人一道共度难关。可惜他回京十多年后于1983年病逝。”

    我马上问起孙用先生家人的情况，孙老回答后，又删繁就简，谈及自己对干校生活的感受：“咸宁的那段经历，可以说是生活中永难忘记的一页，拓展了我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为今后20多年的生活增添了勇气。”

    这时，我乘空打量一下孙老陈设简朴的客厅，见书柜旁放着一根拄手拐杖，便问起个中缘由，方知前不久他去白石桥逛书市，碰上两年轻人斗殴，上前解劝时被推倒，不仅骨折住了院，还换上一只钢胯骨，休养生息至今才恢复听了这则“见义勇为”的小故事，也许有人会觉得孙老此举“划不来”，我倒认为这是心地善良的老翻译家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致。

    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孙老的简历：他1942年毕业于前西北大学商学系，同年在重庆一文化团体开始翻译工作，1946年翻译了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并与蒋路合译《俄国文学史》等。他自195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至今，历任总编室副主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从50年代至80年代，人文社历次有关外国文学选题和出版规划，都是由他负责主持的。离休前后，他还担任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文艺翻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要忙于组织外国文学的学术交流活动，82年和89年还先后出访德国和苏联。虽然已是名副其实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可他并不在意自己所作的这一切，谦虚地对我说：“我的一生比较平淡，有点成绩，也应归功于党的指引，前辈的教导，时代的惠赐。”
 孙老谈自己一笔带过，说咸宁却一往情深。最后，当我请他评价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工作时，他饶有兴趣地说：“这是咸宁地区的一大优势。现在，众多的文化人无疑提高了咸宁的知名度，加之你们那里自然环境好，农民勤劳朴实，让人怀念。我一生到过的地方多，可从没见过像咸宁那么香的桂花，从没吃过那么可口的黄鳝。咸宁处武昌和岳阳之间，区位优势也很明显，温泉更是很好的疗养场所，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每次都认真看了你寄来的报纸，挖掘干校文化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十分难得。你的专访和文化人的回忆文章，都是一笔精神财富。为了今后带来更大的效益，建议你们的思路还要更开阔一些，长计划短安排，尽心尽力，一抓到底。以我自己从事外国文学工作的体会，一句话，传播文化要不遗余力。”

    听着这充满激情的话语，望着这满头白发的老者，怎不教人充满钦敬之情我默默地想，孙老毕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对热衷宣传“向阳湖文化”之我辈，不是已树立了榜样吗？（李城外）【原标题：访著名文学翻译家孙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