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比如有一本书，讲的是两个红军休假回部队，路上经过一个小镇，就到当地的妇女家中去……描写得比较刺激露骨，而我们觉得红军是很神圣的。

再有些美国小说中许多反映社会青年处于悲观失望状态，它除了有利于我们了解美国之外，还会不会带来一些别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作出分析，附加在书的前言后记中，说明作者的动机是希望改进这个社会。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完整的《金瓶梅》，但只有研究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上具备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才能买到。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出这本书了，而我仍然认为这本书的流传应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就是如此，强调组织、强调政治性。

口述：孙绳武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人物孙绳武

1917年生于河南偃师，1949年进入苏联背景的时代出版社，从事编译业务。195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第三编辑室和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83年退休。1931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译有白俄罗斯著名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伊萨科夫斯基《谈诗的技巧》等，50年代与蒋路合译了在我国大学文科教育中有重要影响的三卷集《俄国文学史》。

“文革”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了“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日本文学丛书”、“北欧文学丛书”、《莎士比亚全集》、《泰戈尔作品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普希金选集》、《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印地语文学史》、《西方美学史》、《欧洲文学史》等重要书籍的翻译出版。曾获得过韬奋出版奖和彩虹文学翻译奖。

■记者手记

孙先生的两个孩子不幸都是聋哑人，但他说自己仍希望子女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教育自己，能够多施于人，为别人服务。

此前不久，看到李文俊先生的一篇文章《了不起的女儿》，文中便记述了孙先生的女儿细心照料父亲的情景。我去的那一天，碰巧她不在，孙先生说沙博理（中国籍美国翻译家）的孙女要结婚了，作为老邻居老朋友的女儿代表家人给他们帮忙去了。

孙先生夫妇两位老人在家行动都不甚方便，女儿在去给别人帮忙的当儿，给父母买好了速冻水饺等食物放在冰箱里，“千叮咛万嘱咐”妈妈一定要把碗留在水池里等她回来洗。转述着子女孝顺的事迹时，做母亲的脸上尽是欢颜，一旁的父亲也含笑颔首。【原标题：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孙绳武：文学跟随政治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