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现代人对这句话的诠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女人。看来古今一理，妻子对于丈夫的支持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事典】

    长孙皇后十三岁时与唐太宗成婚，当时年龄很小，不可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帮助。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她被册立为秦王妃，此时就已经开始对唐太宗有所影响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被册封为皇太子妃。八月，太宗即皇帝位，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崇尚节俭，为人十分平和，服饰用具，力求简省。太宗觉得她深明大义，对政务往往有很好的见解，就经常与长孙皇后谈论朝廷赏罚之事，皇后却非常谦虚，她引用《尚书·牧誓》中的话回答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我是个妇人，不能干预国家的政事！”太宗坚持与皇后谈论，皇后终不发一言。在这一点上，她是十分明智的。但这并不是说她就什么都不管，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对唐太宗施加好的影响。

    长孙皇后有个异母兄长，名叫长孙安业，好酗酒，脾气暴躁，经常寻衅滋事，不务正业。皇后的父亲长孙晟去世的时候，皇后和长孙无忌都还年幼，长孙安业就把他们兄妹俩赶回他们的舅舅家里，自己独霸了家业，不管他们两人。皇后对此事毫不介意，时常请太宗厚待长孙安业，长孙安业的官位做到监门将军。但他并不知道感恩戴德，后来长孙安业与刘德裕密谋叛乱，按照法律，太宗要杀掉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叩头流泪说：“长孙安业死有余辜，可是他早年对我不仁慈的事，天下人都知道，现在若您对他处以极刑，人们会猜测是我倚仗皇帝的宠幸而报复自己的兄长，这对我倒没有什么，但损害了陛下和圣朝的威德和名誉却是件大事，您要慎重考虑。”唐太宗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长孙安业才得以免去死刑。

    长孙皇后确实是出于为唐太宗和朝廷的声誉着想才这么做的，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哥哥说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皇帝早在少年时期就交往密切，二人可谓情投意合，又是辅佐太宗取得成功的元勋，并且很有才能，太宗对他十分信任，他经常出入内宫。太宗将把朝廷重任委托给他，让他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这一次，皇后坚持认为不可，对太宗说：“我既已托身紫宫，尊贵已到了极点，实在不愿让我的兄弟子侄在朝廷担任要职。汉朝吕氏、霍氏两家外戚专权，最后的结局是祸国殃民，应该引为教训，本朝不要重蹈覆辙，让我的兄长担任宰相。”太宗没有采纳皇后的意见，最终任命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来，虽然没有发生像长孙皇后所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但长孙无忌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

    长孙皇后对太子李承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太子的起居条件很简陋，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对长孙皇后说：“东宫的用具缺少，想奏请皇上、皇后予以添置。”皇后不答应，说道：“作为太子，所担忧的是美德不立、美名不扬，何必计较用具少呢？”

    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特别疼爱。到长乐公主将要出嫁时，太宗命令有司，陪送的嫁妆要是长公主的一倍。魏征进谏道：“长公主应该比公主尊贵，感情远近虽有差别，但礼义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如果让公主的礼仪超过长公主，恐怕于理不合，请陛下考虑。”太宗回到内宫后，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非常佩服魏征，叹息着说：“我听说陛下十分器重魏征，但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听陛下刚才说的事，我才知道他实在是能用义来制止皇上感情用事，他真称得上国家正直的大臣了。我与陛下是结发的夫妻，深受礼遇，情义深重，可是每当进言时，我还要看陛下脸色行事，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臣下感情比我与您要远，礼节上又有君臣之隔呢。魏征实在是难得啊！韩非子因为向君主进言难而专门写了文章来提醒君王注意，东方朔也说向君主进言不容易，确实是这样啊！忠言虽然逆耳，可是对行事有利。有关国家事务的意见，若采纳，则社会安定，若拒绝，则政局混乱，我诚恳地希望您仔细考虑，则天下人都十分幸运。”长孙皇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唐太宗听从忠臣的劝告的。她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魏征觉得因为减少自己的女儿的嫁妆而对他有什么看法，就派内宫太监带着五百匹帛，前往魏征的住宅赏赐给他。

    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了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唐太宗听了她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一场大祸。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陪太宗住在九成宫，不幸染病，病势沉重，太子李承乾入宫侍奉，秘密启奏皇后道：“医药已经用尽，您的病不见好转，请让我奏请父皇赦免囚犯，并度人入道观，希望能得到上天赐福助。”皇后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人的死生由命注定，不是人力所给予的。若做善事就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平时从未作恶；若做善事无效，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罪是国家的大事，佛教、道教不过是产生于不同地域的宗教罢了，不仅国家政体无此弊端，而且是皇上所不作的，岂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国家的法令？”

    听了母后的这番话，太子十分感动，不敢向父皇提出这个要求。太子把皇后的话告诉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把这些话奏闻太宗。太宗和侍臣们听了这些话，无不流泪叹息。朝臣们都请求大赦天下罪犯，太宗答应了朝臣的请求，长孙皇后听说以后，坚决要求撤销赦罪的决定，这个决定才没有实行。

    长孙皇后在病危时与太宗诀别。当时，宰相房玄龄因为小的过失触怒了太宗，被免官回家，皇后强撑着病体对太宗说道：“房玄龄事奉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可谓是个至忠至勤的人。您的各种定国大计，都是他参与策划，他始终不曾泄露过一个字，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抛弃他。另外，我家族之人，侥幸成为皇亲，既然不是因德高望重而被抬举，就容易踏上危险境地，若要永久保全，一定不要让他们把握重权，只以外戚的身份朝见皇上就很幸运了。我在世时，既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要厚葬。况且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让人们看不见。自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崇尚节俭、薄葬，只有无道的朝代，才大造陵墓，劳民伤财，被有智识的人们嘲笑。我死后只求依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埋葬我所需的物品，都用瓦木造就。俭薄送终，就是对我的怀念。”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曾撰述古代妇女的善事，刻成十卷《女则》，皇后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著论批评东汉明帝马皇后，认为她不抑退外戚，使他们当朝掌握重权，是开其祸患之源而防其末事。并且告诫主管的官员道：“这些文章是我用来约束自己的。妇人的著述没有条理，不想让皇上看到，千万不要对皇上说。”皇后去世后，宫中的官员把这些事奏明太宗，太宗读了以后，把这些书拿给臣下们看，并且说：“皇后此书，足可以流传后代。难道我能割断思念之情吗？她常能规劝我，补足我的缺漏，如今，我再不能听到她的话了，我失去了一位贤德的助手，因此令人哀痛啊！”

    【评议】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出色的皇后，但长孙皇后似乎属于那种贤妻型的，她像一位普通妻子一样相夫教子，像一位普通妇女一样处理人情世故，但是，她有着非同凡响的一面，即她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正是因为她淡远了权势、财富和名声，为丈夫计深远，为子女计深远，才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贤惠”。这种“贤惠”，不仅对于家庭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具有正面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应该鄙视这种“贤惠”，而应该将其合理的因素加以正确地发扬光大。本文摘自《三千年来谁著史：隋唐宋元时期的霸权博弈》，作者：冷成金【原标题：长孙皇后临终要求薄葬：无道的朝代才大造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