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名丹，周人，生活在战国时代。《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到：“白圭其有所试，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矣。”就是说他曾经过商，有过实际的经商实践，而且他还十分善于经商，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他的经商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颇有见地。

 

他“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可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

 

白圭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由于史料原因并没有更多的史实记载，但所留下来的商业理念却是聚集了当时经营之道的精华，一直为后人所借鉴。

 

白圭作为中国商人中最早的商业理论家被誉为“天下治生祖”，足见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影响之深远。白圭早在几千年前就能够洞察到商品经营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规律，他的理论概括来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弃者，无用也，是指在一定期内消费者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是已经贬值了的商品，一般情况下商人见到这种情况也会大量抛售，以防止更大的亏本。

 

取者，购进、收购之意。在商品贬值之机大量购进似是愚蠢之举，很多人认为这样不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底洞之中吗？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不是无原则地购进一切已经贬值的商品，对于已丧失了消费潜能的商品当然不能购进。这里的“我缺，购进的是那些由于市场暂时变化而忽然供大于求贬值了的商品，它们并不是完全丧失了市场潜力，而是一时由于市场变化的原因而滞销。对于商贾来讲，能够看到这种商品潜在热销的可能性时，就应大量购进。

 

在这一阶段，商家一直处在投资阶段，利润的回报周期可能相当长。而一旦“人取我与”的时机来临，商家将从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因为当这种商品重新热销的时候，其他商家没有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商品投放市常而对于已经囤积已久的商家来说，此刻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主动权，商品价格会因供求失衡而上涨。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极快，出手果断。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这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商人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很擅长观察天气变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这样在辅民为民的同时，财富也成倍地增加。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他不但为对方着想，还计划得合情合理，既要节俭，又要丰产，可谓将思想做到了家。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许多商家如果真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的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

 

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将经济的重要性等同于政治和军事，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他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质，更要有仁义之心，这和治国统兵要求同样高，没有那么高的素质想向他请教也不会告之以诀窍。“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或许白圭认为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学了也不会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有人学了之后用欺诈之法损人利己，这恐怕与白圭的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总之，白圭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说明他具有一种谋略家的头脑。在两千多年前，白圭就有了这么好的经商思想，实在让我们叹服，在中华文化宝库中有如此丰富的遗产更令我们感到骄傲自豪。

 

白圭的“待乏”原则，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遇到的生活事作为自己赚钱之道。可见，机会、生意、财富并非难觅，而是无处不在。它就在你的身边或者正与你擦肩而过，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作者：康贻祥【原标题：白圭经商：“乐观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