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叶景贤先生《我的小木屋》，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瓦尔登湖畔梭罗的那座小木屋。它们都远离市嚣，远离人群，处于茫茫荒野之中，处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木屋的主人都怀着一颗和善质朴的心，与树木为伍，与鸟雀共鸣，与泉水共游，与山间的大气共呼吸，将整个身心同化于山川自然之中。读《庄子》，我曾读出一点心得，私下常以为与庄子有灵犀之通：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能够化身于自然，与自然共生的人。观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意溢于水。他就是水，故入水而不溺；他就是火，故临火而不焚；他就是天地日月，故而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光。这样的人还不是神仙吗？中国古代的陶渊明，美国近代的梭罗都是这样的神仙。我想，深山小屋里的叶景贤先生也是希望要做这样的神仙的。

　　不过，叶先生似乎凡心未了，又只能做半个神仙。他总是不时走出他的小木屋，面对世风、士风、官场、商场做金刚怒目状，隐忍不住要发上一顿脾气，说出一番愤疾之言。这也难怪，当年的陶靖节先生，不也是作“金刚怒目”吗？在尘世间做一个读书人，总不能忘却黎民苍生，总不能忘却世上的不义与不平，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读书人的社会责任。

　依我看，叶景贤先生的这本集子中既有对尘寰的逃遁，又有对社会的深入。这并不矛盾，我全都欣赏。或许，正是由于他对天真、自然的热爱，才会有对丑恶、卑污的如许恼恨！叶先生的梗直倔犟，在河南的文学界也是出了名的。20世纪80年代初，只因当地领导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偏离了政策，他竟一怒将御状告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那里。那次运动，其实我也在清理之列，说实话比起文革的“横扫一切”来，那只能算是龙卷风过后的小小余绪。然而叶先生认“死理”，既然与理不合，他就要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里那位打官司的“秋菊”一样，一定要争个说法。说法倒是争来了，当地领导被迫改正错误，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叶先生从那时以后，文联主席做不成了，调到林业局当了副局长，真的“下野”了。

　　尽管离开了“文坛”，叶景贤却并没有离开他始终心仪的文学艺术，他依然不停地写，甚至比先前更勤奋。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杂文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被选进各种文集，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就是人”，他的文章也如他的为人一样：敏感而质朴，尖刻而友善，快人快语，疾恶如仇。即使那些访古记游类的文字，也总忘不了借古讽今、忧国忧民。

　遗憾的是，尽管“忧民”、尽管“疾恶”，二十世纪过去了，新世纪也已经过去八年，人间可忧之事，世上可疾之恶似乎并未减少。庸俗、丑恶、贪婪、腐败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蓬勃发展”，包括先前被人们视为清高、典雅的医药界、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也都在迅速地“下流化”，让人忧不胜忧，疾不胜疾！然而叶景贤先生似乎并未气馁，虽然已年过七旬，仍然宝刀不老，躲在他的小木屋中静观默察，不时地发出一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古人云：“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作品，总是要发出一些现实批判声音的。没有这样的声音，社会生态就要失衡；杜绝这些声音，时代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叶景贤先生的《我的小木屋》一书即将面世，一定让我说几句话。我想说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大半辈子混迹于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我身边不少的文学硕士、文学博士、文学教授、文学专家，对于文学艺术的执著、忠贞、热爱、珍惜，比一比，却不如叶景贤先生这样一位“业余”文学人士。说起来只有惭愧而已。

　　对于叶景贤先生来说，文学就是他的小木屋，那山林深处的小木屋和文学一道，就是他生命的栖息地。如今，这样的小木屋，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对此，我们还不应当更加珍惜一些吗？【原标题：鲁枢元：“业余”文学人士振聋发聩的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