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座座田园风光的乡村逐渐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建筑所取代，城中村逐步夷为平地，一大批新生代农民工离乡背井地朝他们所向往的城市奔涌而来时，“农村城市化”的浪潮正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城乡格局，也将一系列社会问题抛诸于众。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陶渊明”似乎有点另类和格格不入。“归隐”、“田园”、“桃源”这些久违而神秘的关键词，在当代的高速社会几乎找不到存活的空间。5月23日下午，在关山月美术馆举行的“四方沙龙”上，苏州大学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鲁枢元以《陶渊明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为题开讲，藉“陶渊明精神”托古讽今，意在找回城市与乡村的平衡感，并对当代都市人的“幸福感”作出新的反思和诠释。

　　南方都市报：陶渊明所践行的“隐士精神”，放到高速发展、高度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来看，是否依然有可行性？重提“隐士精神”、“田园生活”这些久违而生疏的概念，托古讽今，有何现实意义？

　　鲁枢元：在这个时代下讲陶渊明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从整体上看，不仅是深圳，从整体上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又是严重失衡的，如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失衡，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失衡，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失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失衡，以及金钱与道德之间日益严重的失衡，种种失衡可能已经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效率大大地打了折扣。

　　“高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充满了焦虑、烦恼、困惑乃至愤懑，活得很纠结。我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在付出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之后得到相应的提升，因为我们的高速发展在两个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个代价就是自然资源大量损耗，另一个代价就是人力，中国人的劳力尤其是农民工劳动力廉价。

　　南都：按照社会进化论的逻辑，社会都是向前发展的，但陶渊明所提倡的“回归”、“归隐”似乎与历史潮流相抵触，那它怎样和现代文明、现代哲学相融合？

　　鲁枢元：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总是比过去好，这种进步论实际上是不太可靠的。

　　凭心而论，人类社会应该说是有进有退，有不进不退，科学技术绝对是突飞猛进，而且我们因科学技术进步享受到的物质方面的东西也比历代进步的幅度大。

　　我认为不进不退的是我们的伦理道德，你不能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进步，我们的伦理观念也跟着进步，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孔子、庄子，而且天天还要学孔子、学论语，所以在道德伦理的方面没有太大的进步。

　　但陶渊明是一个例外，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一种超出常人的生存大智慧，知进知退。从生态学出发，以前很多我们认为对的话也可以提出一些反思，比如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往低处流说的是自然的规律，人往高处走是人的社会属性，体现人和自然的冲突，已经显示出人和自然的相悖。陶渊明由官场而返乡，由厚仕而耕田，这是一个人生的下行道，显然与世态不合，但是吻合了自然，认同了老庄之道。

　　南都：现代化、都市化给当今中国带来了哪些硬伤？陶渊明所向往的“桃花源”、“田园生活”如今更像是一个无从实现的城市童话，面对当今“农村城市化”的潮流，是否需要重新建构“隐士文化”才能救赎那些被丢弃，但弥足珍贵的东西？

　　鲁枢元：当前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表现在消费观念上，最引世人瞩目的是车、奢侈性的消费，奢侈性消费的盛行，在全球深深陷入经济的衰退之际，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占全球份额的1/4，已经超过美国，而且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现在，在“农村城市化”的背景下，你还在讲什么田园生活，有什么意义？中国这么大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民都弄到城市里面来，万一都聚集到城市，也是个灾难，所以关键还是要把乡村建设好，从当年的梁漱溟那一代人都有乡村建设的愿望，只是没有落实下来，现在农民纷纷想进城市，但往往待不久。当前全国性的乡村建设，我觉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还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从生态批评的视域看，现代社会执意要以乡土田园风光的彻底牺牲换来城市的高速发展，这或许并非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而恰恰是现代化值得反思之处。人类毕竟还有着“性本爱丘山”的天性，田园风光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案例，毕竟还拥有永恒的魅力。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应当扭转了。“后现代”要想成为一个比“现代”更好一些的时代，有必要从“前现代”汲取更多的生活情调与生存智慧，其中也包括陶渊明的田园诗。作者：周正阳【原标题：鲁枢元：当前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可以从陶渊明找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