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叶子奇有言：“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宋朝文不如汉，字不如晋，诗不如唐，独理学之明，上接三代。”（《草木子》卷4《谈薮篇》）理学何以产生并辉煌于两宋？我们现在做宋代理学研究，既离不开哲学——观念史进路，同时也要重视历史——思想史进路。晚清史梦兰有首宫词：“庙享钦遵四孟时，牙盘别设踵唐仪。太常礼毕群班退，夹室焚香读誓碑。”（《全史宫词》卷16《宋》）以“不杀士大夫”为核心内容的“宋太祖誓碑”（又称“宋太祖誓约”），正是落实历史——思想史进路的一个好题目。

    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1941年发表的《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重庆《文史杂志》第l卷第7期），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河。人们也大多知道“宋太祖誓碑”主张善待知识分子，可截止到2010年，70年过去了，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却不到10篇。这里，我们从两个人的三篇文献说起。

    第一个人是两宋之交的曹勋(1098—1174)。1126年靖康之变，金人俘虏了徽宗、钦宗父子，押送到金国，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徽宗的随从。途中，曹勋从燕山逃走，徽宗让他转告康王赵构：“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松隐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83页）后来，曹勋的《北狩见闻录》又复述了这段话，但把“誓不诛大臣、言官”换成了“誓不诛大臣、用宦官”（《学海类编》第2册，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107—1108页）。曹勋这两篇文献所说的，史称“徽宗寄语”。

    第二个人是南宋的陆游(1125—1210)。《避暑漫抄》旧题陆游所撰，其中说道：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勑。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秘史》）（《丛书集成新编》第8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版[未署出版年]，第668页。据明代稗乘本排印）

    以上三篇文献，曹勋的《进前十事札子》、《北狩见闻录》最早记载此事，陆游的《避暑漫抄》记录得最完整。曹勋只说有誓约，陆游则说誓约刻于碑上，还提到曹勋带回来徽宗寄语，可证陆游所引的《秘史》晚于曹勋写的两文。“誓词三行”实则两句，究竟“柴氏子孙”一句紧要，还是“士大夫”一句紧要呢？清代学者袁栋指出：“虽有三语，其实止一语也。末行是总束语，中行是陪衬语，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于小儿，原有歉于隐微，故为是誓碑，而其忠厚处实过于六朝五代远矣，宜其享国久长哉。”（《书隐丛说》卷6“宋祖誓碑”条）后世议论“宋太祖誓碑”，倒是多以“不杀士大夫”为中心，也很少涉及到用不用宦官之事。

    誓碑“本来”刻于建隆三年（962），那时赵匡胤刚刚立国不久，但为什么将近160年后，人们才“开始”知道它呢？仅仅是因为保密措施做得好吗？有学者认为：徽宗作恶多端，为了弥补罪过，于是编造了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曹勋杜撰出来的，目的是让赵构合法地继承皇位。这些学者还以北宋杀了很多文人，断定“宋太祖誓碑”根本不存在，纯属子虚乌有。最近，笔者在《学术月刊》2010年第10期发表《“宋太祖誓碑”的文献地图》一文，裒辑了七条南宋时期的直接证明材料，还发现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元修《宋史》兼含直接、间接证明材料的双重属性，所以认定“宋太祖誓碑”存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

    退一步，跟是否刻过那块高七八尺、阔四尺余的誓碑相比，誓约主张“不杀士大夫”才是关键，因为它实实在在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赵宋家法”。邵雍有句“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并自注：“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据天下，在即位后；三事，未尝杀一无罪；四事，百年方四叶；五事，百年无腹心患。”（《击壤集》卷15《观盛化吟》之二）小程亦云：“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二程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邵雍、小程是北宋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有“宋太祖誓碑”这回事，但他们何以都说本朝得以超越古今，“不杀士大夫”是个重要原因呢？！

    “宋太祖誓碑”流传开来以后，影响深远。王夫之说过：“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1《太祖》）顾炎武写道：“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日知录》卷15“宋朝家法”条）

    张荫麟前面那篇文章指出：“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钜。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张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有宋一代文化繁荣，理学昌盛，成就了汉唐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这跟 “宋太祖誓碑”繁衍出“不杀士大夫”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赵普是辅佐赵匡胤拿下江山的开国元勋，相传他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李衡撰、龚昱编《乐菴语录》卷5），另一句是“道理最大”（沈括《续笔谈十一篇》）。赵普的两句话，加上赵匡胤的“不杀士大夫”，君臣两人说的这三句话对两宋道学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作用吗？如果产生过，这种作用能否从制度层面来界定呢？如果能，又如何界定呢？笔者以为，倘若历史—思想史进路解答好了这些问题，既让抽象的格言“下乡”到历史中间，又让具体的故事“上山”到思想高度，未来的宋学研究定将长足进展。杨海文【原标题：“宋太祖誓碑”与“不杀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