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后期，科技对于地球人类的人性、人格的干预能力急剧提升。现代科学技术加上现代商业运营，人类在几百万年间形成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以及在几千年间形成的心理人格、文化人格，都有可能被在商业利润推动下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轻易抹平。对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情操、风气习俗、趣味爱好来说，资本与技术，比起以往的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艺术要强大有力得多。以往总说“潜移默化”，现在动辄“更新换代”，随着基因转换与克隆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人性”与“人格”也许很快就可以成为“期货”由顾客选择预购、批量生产。

　　何向阳其实正是在诸神已经祛魅、诸圣已经逊位、神殿与圣山已经颓屺的时刻，踏上她的“朝圣”之路的。

　　从《文学：人格的投影》、《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不对位的人与“人”》到《人性世界的寻找》、《原则、策略与知识分子个人》，再到对于孔子、鲁迅、泰戈尔、曾卓、莫言、张承志以及塞林格、昆德拉、凯鲁亚克、曼殊斐尔的人格的个案分析，她渴望在人性突发变异、人格日渐扭曲的天地间，追寻着辉煌的人格、理想的人格。

　　正如她在与曼殊斐尔拟想中的对话里所期望的：一个社会更加人工化之后，便会产生能够充分表现自然美的作家。这有点像是海德格尔的推论：一个贫乏的时代将产生伟大的诗人。文学似乎就是“宿命”一类的东西，不以成败或效益为抉择，何向阳身不由己，她已经不能不在一种近乎无望的希冀中，朝着天际的苍茫毅然前行。细心人不难读到，在她的文学的间架空隙处总是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和荒凉。

　　肩上是风，是一种透明而且无助的沉重。

　　“一定有什么被遗忘了。在陌生的人流中穿行，总觉得有谁在凝视。慌乱间我想不起他的面容。桐花早开得繁星漫天了，道路已经焦急得不能再等。可是有谁还在深深凝视，为了赶路我总是这样一副匆匆的背影。”

　　这一个独自在漫漫孤旅上跋涉的“我”的形象，大抵表达了何向阳内心深处的真实境况。

　　以年轻的生命为火烛，在文学的昏天黑地中一味痴情不移地燃烧，“以至于除了尽力地写作之外，已找不到更令她向往的事情”。

　　她的燃烧终于照亮了一片风景，并在濒于失语的文学批评界赢得了真诚的喝彩。在新旧世纪的交接之际，何向阳荣获“冯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国家奖项，评语中赞扬她的批评文字充盈着“丰沛的人文意蕴”与“真挚的精神品格”，她为文学与人性所付出的努力引人注目。为此我深受鼓舞，在我看来，这远不只是何向阳一人的光荣，更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庆幸，或许，还是人性与人格避免自己全线溃败的一次抗争。

　　所思在“远道”

　　何向阳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界一个富有独特个性的存在，这样一个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人，一旦捉笔为文，却如纸上跑马，驰骋腾跃、恣意汪洋。为她赢得声誉的《澡雪春秋》、《风云变或曰三代人》、《１２个：１９９８年的孩子》、《无名者的潜在写作》、《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等文章，全都在三万字以上。读这些文章，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出一幅“小丫耍大刀”的图像，而且“耍”得还那么得心应手。

　　向阳的“长文”，与文章中饱满丰蕴的内涵相比，其洋洋万言仍然像是一件紧身的衣裳。于是，历来惧怕长文章的理论期刊编辑，仍然乐于发表她的长文。应当说这是一件很有些出格的现象。但是，如果能够查核一下何向阳为一篇文章投注的精力，人们也就不奇怪了。比如那篇《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缘起于我在为研究生讲授“创作心理学”时布置的一道作业，同时选定的作家还有王安忆、莫言、史铁生等，向阳分工研究张承志。其他同学多是不了了之，唯独向阳一丝不苟，潜下心来收集资料，阅读了张承志的全部作品，并反复与张承志书信来往、当面切磋，从１９８８年酝酿，到 １９９６年发表，为时八年、四易其稿，这样写下的区区几万字，还能够说“长”吗？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曾对她的这篇文章作出这样的评价：“迄今为止，也许还没有人比她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

　　年轻的批评家，干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活，因此往往显得放荡不羁、剑拔弩张，甚至略带夸耀之色，对此我已经看得习以为常。日常生活里的何向阳，却总是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处处表现出周到的礼貌与良好的教养，这使她轻易排除了人事间经常会遇到的许多无谓的摩擦与纷扰，从而把自己浸沉在钻研学问所必须的那种沉静的读书与思考的境界中去。你只要看一看她在《不对位的人与“人”》一文中如何对一部中国文学史勇猛地挑起事端，就可以发现她那“刑天舞干戚”的一面。

　　但即使这样的文字，她也并不过分地去张扬她的锋芒、显露她的勇猛，扮做“黑马”模样，刺激人们的耳目；而是靠翔实的材料、细密的说理培植自己的论点。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趋浮躁的文坛上，向阳的这种治学风格就显得格外可贵。

　　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文坛上，性别，尤其是女性的性别几乎被不怀好意地渲染了，那明显可以看出是出版商的炒作，竟也诱惑了一些实在算不上美丽的女作家浓妆艳抹把万般风情揉搓进作品中，以填补才情与智力的不足。

　　不知是不是有意地规避，在何向阳的文学中，尤其在她的文学批评文字中，几乎看不出明显的“女性”的痕迹，反倒时常流露出些阳刚之气与“硬派小生”的力度。况且“何向阳”又是一个极富中性的名字，以至于不少人读她的文章便把她认做“男生”。

　　何向阳出身书香门第，是“名门闺秀”，但若是读一读她的文章，或只消掠一眼那些文章的标题：朝圣的路上，匆匆赶路的血液，肩上是风，旷野无边，如水的天命，灵魂的翅膀，梦游者永在旅途……你就会发现她的心其实很“野”，她的灵魂似乎一刻也不安闲地在旷野大漠上奔走呼号，她倾心地羡慕着那些以自己的身体丈量着黑色土地的勇士，盘算着在怎样的跋山涉水中磨破那５９双鞋。

　　那也许仍然是由于文学的呼唤和“勾引”。

　　梦想与“长路”

　　“山野”对于何向阳似乎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她曾经驱车西夏荒原、饮马黄河湿地、驰骋内蒙古大漠、徜徉陕北沟壑，恰恰是这些尚未被现代人类文明覆盖的裸露着的自然，给她灌注了从事文学研究的灵气与活力。

　　既能奔突于大野，又能潜心于书斋，这是向阳个性的又一特点。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地球生态系统中，自然、女性、艺术三者之间原本就拥有一种神秘的关系。

　　按年龄，向阳拥有一种对传统怀疑、审视的目光；但她又能够深深地敬重“保尔”们的赤诚与信仰，还愿意静心面对中国的“萨尔”与“狄安”们尚嫌稚嫩的嗥叫与疯狂。在向阳这里，人类的精神文化脉络并不存在“断裂”，在文学批评的竞技场上，看似柔弱的她，却可以超越道道沟壑。即使不把这说成是成熟，起码也是由于丰富，心灵的富足。

　　对于精神活动来说，丰富，才是超越的台基。

　　何向阳的丰富，还表现在她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上。

　　读研期间，她系统接受过文艺心理学的训练，对荣格与马斯洛尤其偏爱，这使她始终把研究核心落实在作家、作品人物的人格建构与演进上。但是，她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又总是牢固地站在社会文化历史的立场上，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一个时期中人性、人格、人的精神活动的走向。她的那篇探讨诗人曾卓在逆境之中潜在写作的长篇论文，突出地表现了她的这一特点。早在五六年前，她又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引进文学批评的领域中来，以梭罗、爱默生、史怀泽、谈家桢、芭芭拉、埃伦费尔德的理性与情怀去阐释张炜、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徐刚、李杭育这些中国新时期作家的作品，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的心肠”来对抗已经被炒煳了的“批评的观念”，在中国，何向阳算得上“生态文艺批评”的一位开路先锋。

　　比起对于概念、规律的信守，何向阳明显地更热衷于对现象的观察、捕捉、表达、描摹；比起对于普遍法则归纳，她更致力于对个案的过程研究；比起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冷静剖析，她更擅长于饱含情绪的主观投入，不时地把自己摆放到自己当下书写的批评情景之中。
　　她的这种写作态度，使她的批评文体呈现出引人注目的灵活性、变化性、多样性。读向阳的文章，就像是随她一起上路，路上随处展现的是变幻不定的风景：无边的旷野，静默的水流，寒夜的繁星，长空的彩虹。有时她指给我们看那气塞天地的风起云涌，有时她又从万绿丛中寻觅出细微的芒刺与花瓣；有时她从历史的隧洞深处给我们搀扶出一位白发三千丈的老人；有时她又从时代的托儿所里为我们牵引出一群形色不一的孩子，而且不多不少，一共１２个……

　　“在路上”，是何向阳文学思维中一个潜在的、柔韧的、挥之不去的意象。她的第一本论文集就取名为《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第二本文集《肩上是风》，其实还是“在路上”；第三本，《自巴颜喀拉》更是将自己变作了奔腾黄河中的一滴直立的水，温和厚道，却也执拗血性；第四本，《思远道》，第五本，《梦与马》……无一不在诉说道路，诉说梦一样在远方召唤她奔赴前往的“大道”，其他一些文章的题目，《远方谁在赶路》、《穿过》、《梦游者永在旅途》，也都是“在路上”。

　　也许，生命的固有属性就是“在路上”。

　　我们生活着，也就是行进在路上。

　　向阳或许是矛盾的。比起“保尔”式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昂扬，多了几分困惑；比“狄安”们狂放地向着“快乐老家”的进发，多了许多沉重；比那些放荡不羁的精神漫游者多了一些责任；比那些痴迷沉溺的宗教徒多了一些清醒；比那些虚无主义者多出了坚实的目的；比那些功利主义者多出了强烈的憧憬。这些矛盾与冲突在纠缠着她，也在支撑着她；在折磨着她，也在成就着她。

　　“我们追求，我们寻找，我们在路上，我们忍受焦灼与饥渴，我们把青春、爱情、生命都搭了进去，或许奋斗到底依然看不见可意的结局，可是生命毕竟燃烧过、粉碎过、奔涌过、升腾过……苍凉的路的主题即是苍凉的人生的主题，追寻的焦虑与壮阔始终围绕着人而无法割舍，由“不甘”导出的奋进与热情已逐渐成为我们的生命方式与精神原则。”

    这是何向阳论文中的文字，当然同时也透递出她自已不倦而坚韧的人生求索。鲁枢元【原标题：何向阳：苍茫朝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