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中国士大夫经受了炼狱的煎熬。公元166年与公元169年至176年，在中国的东汉末年，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士人与官僚、外戚相结合，反对祸国殃民的宦官最后遭致残酷迫害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读《后汉书·党锢列传》与《世说新语》等史籍，迄今仍能感受到东汉士大夫在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岁月中凸现出来的凄美士魂。追寻往昔，令人叹扼。

登车揽辔

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处于剧烈变革之中，原先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许多上层贵族骄奢淫逸，昏聩无能，不能应付日益变动的社会关系，处于下层的士一跃成为政坛的活跃人物。当时的士与君主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有师友关系等，其人格是相对独立的。到了汉代社会，天下一统，君臣之序分明，士不能再像战国时代那样游说于各国之间，也不可能再聚徒讲学，说东道西了。西汉著名文人东方朔在其赋作《答客难》中，对当时士人地位的转折作过精辟的分析。在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士一度又恢复了先秦时代的地位。随着东汉时代士人的日益强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日渐成熟，它们以自觉的道德追求为己任，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去。

东汉王朝与西汉相比，由于一开始就倚靠的是世家大族，不像西汉开国君臣靠的是一些下层官吏与屠沽负贩、吹箫引车之徒。光武帝加强专制统治中另一个措施就是加强皇帝个人的权力，这样势必依靠宦官与皇族的力量，最后导致这两批人的内讧。在宦官与外戚的车轮大战般的内讧中，东汉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灭亡。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少同情外戚的官僚士族与当时太学生也被卷了进去。鲁迅先生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对于士大夫来说，当然是极度鄙视这些宦官的。东汉末年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具有了人性中善与恶、文化与反文化较量的意义。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中论及后汉的“党锢之祸”时说得很透彻：

西汉时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倡导儒学以来，虽然经师很多，学的人也不少，但儒学的真谛并未被弘扬，许多人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汉末王莽篡权时，许多人竞相上书祝贺，颂扬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这种状况，于是加强了教化，尊崇节义，考察名实，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经明行修著称的人，风气为之一变。等到东汉末年时，朝政昏黑，国事日非，而那些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还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据原文今译)

顾炎武认为东汉末年那些敢于和宦官的邪恶势力作斗争受到禁锢与迫害的党人(即官僚士大夫与京中的太学生)，他们在斗争中体现出来的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行为是受到儒学教化作用的结果，这一点与西汉的官僚士大夫只会背诵经义、洁言污行的举动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现在读《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典籍中，发现那些最能打动人的便是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气概，虽是古籍中三言两语的记载，也可以见出中古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豪气与精神。《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载：“陈仲举(蕃)言为士则，行当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纪》卷二十二载：“汝南人范滂……后为太尉黄琼所辟，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陈蕃、李膺、范滂都是当时士林中的领袖人物，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已经呈现出一种群体的自觉意识，“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寥寥数语，将这些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传神写照，它较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顿，有天壤之别。

《世说新语》本是魏晋风度的写照，编写者是刘宋时的刘义庆，注释者是齐梁时的刘孝标，当时是一个所谓风教陵夷、崇尚虚无的时代，但即使在这种年代，汉末士大夫的高风亮节依然为南朝人所景仰，其道德感召力是无法抗拒的。《世说新语》的第一篇就是《德行篇》，记载的是汉末士大夫的精神风采。胡适有一篇文章叫《领袖人才的来源》，其中就十分推崇汉魏士大夫的风度气概。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他认为东汉士大夫的气概风范，源于汉代实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贵族教育。

在东汉末年大厦将倾、风雨欲来之际，士大夫与官僚阶层勇敢地肩荷起“澄清天下”的责任。比如李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受迫害遇赦后，再度被起用为司隶校尉，虽屡经挫折，但刚直之性不改。依然执法严明，公然不避权宦。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令时作恶多端，一听到李膺复起为司隶校尉，知道大势不好，于是躲到兄长的家中，李膺得知后，亲自率领吏卒抓住张朔，立即处斩。张让到皇帝面前告御状，桓帝责问李膺为什么先斩后奏？李膺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春秋时晋文公抓卫成公回到京师，《春秋》上不以为非。《礼记》上说，公族有罪，虽然天子宽宥，办案的官员可以依法不从，孔子为鲁国司寇时，七日就杀了少正卯，现在我到任已经一旬有余，即使陛下要杀了我，也望宽限五日，等我杀了那些元凶，再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桓帝听后也说不出什么，只好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不能专怪司隶。后来那些宦官，即使遇到休假也不敢外出，桓帝奇怪地问其原因，众宦官叩头流泪说道：“畏李校尉。”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令人感动的是,汉末士大夫往往以“同志”为荣。如《后汉书·刘陶传》云：“陶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这是说刘陶所交的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不以富贵势利推行为交易的准则。《后汉书·贾彪传》载：“延熹元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贾彪奋然去游说外戚窦武，冒死上书皇帝，使第一次党锢之祸始得平息。当时还有一种会葬的仪式，最能将名士召集到一起。它在悲愤的气氛中将同志之心相沟通，而与朝廷的黑暗相抗争。前太尉黄琼，虽然因病家居两年，但他始终没有忘怀国是，临死之前，给桓帝上书，要求皇帝从宦官专政中醒悟过来，无奈皇帝执迷不悟，黄琼最后饮恨而亡。死后，四方名士争往会葬。在低沉悲愤的挽歌之中，人们素衣白冠，会聚一起，多至六千人。这种会葬，无疑是对朝廷的抗争。名士郭泰在第二次党锢之祸起来后，不久郁郁死去。年仅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有人曾问范滂，郭泰是什么人，范滂这样回答道：“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此外非我所能知呢！&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