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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以养志,柔以处事

2013/6/14 17:41:17 点击数: 【字体:

 
    欧阳修是在宋代崇文轻武、国势失衡、催发神圣忧思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文化英才。正是他这样的英才,能在庆历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发挥着促进者、支持者、鼓舞者的作用;在宋代的学术丕变中发挥着疑经惑传、促进思想开放、推动儒学转轨(理学诞生)的开路先锋作用;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努力奖掖后进,凝聚大批文士,扭转靡弱、艰涩的文风,发挥着文坛盟主的领导作用,不但促成文学事业高度繁荣,也使整个宋代文化攀上历史的高峰。

  中国古代士子,普遍受到孔孟老庄思想的熏陶。儒生们无不把“道”作为指导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精神依据。因此,分析士子标榜的“道”的独特内涵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是了解和把握每个士子的思想、人格、个性、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主要途径或必由之路。当然,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对“势”与“道”的追求有不同的偏重,例如被欧阳修斥责的五代人物冯道,厚颜无耻,历仕四个朝代,还自称“长乐老”,显然是选择了“势”(位、权、利);韩愈、欧阳修则选择了“道”(道德、学养)。

  韩愈、欧阳修同是儒者,同是护“道”排佛旗手,但两人对“道”的理解和阐释,有很大的不同。韩愈为挽救由盛转衰的唐王室而推尊尧舜传至孔孟的“道统”,强调君臣父子的统治秩序,“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原道》),而对改善百姓处境较少关注。欧阳修面对北宋积贫积弱、危机迫近的社会现实,在较多地了解下民疾苦、政治腐败、官吏“贪冒成俗”、儒者(包括韩门后学)空谈性理,“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状况以后,他对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做了世俗化、实际化的解释。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指出:《尚书》所讲的尧舜禹之“道”,不过是“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孟子所反复提倡的“道”,“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树桑麻,畜鸡豚等)乃世人之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另外,他又强调指出“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这种“切于事实”、“本于人情”的阐说,使“道”切近了万户千家安居乐业、养生送死的日常生活,也贴近了普通人希望减少苦难的思想感情。韩、欧论“道”,一个多向上看,一个多向下看。这不但形成了他们的个性、心态的差异(如韩愈追求势位的心情比欧阳修迫切),而且造成了他们对政治改革态度的不同,韩愈反对或者说不赞成永贞革新,而欧阳修则大力支持、推动庆历新政。可见对“道”的解释体现出人的价值取向,引导和规范着人的心理和行动。

  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27岁,得到了对“道”的世俗性、实践性的理解,写成了《与张秀才第二书》。这是他接受“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的家训传统,接受由母亲传达的“廉而好施”、仁厚恤民(力求救人于死)的父教之后绽放的精神花朵,也是他观察思考社会现实后得到的思想结晶。这奠定了他政治观、人生观、学术观、文学观的基石,也完成了他人生旅程的第一阶段——读书应考和从政准备时期。此后他正式开始从政生涯,一以贯之地实践具有自我理解的独特内涵的“道”。他怎样实践呢?《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有答案:“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立德),施之于事(立功),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立言),以信后世。”这里讲得很清楚:“道”是指导思想,也是崇高的追求目标,“明道”(理论阐释)和“为道”(实践行动)是他的终身职志,是他为人、为政、为学、为文的枢纽和关键所在。

  曾巩在《祭欧阳少师文》中说:“公在庙堂,尊明道术。清净简易,仁民爱物。敛不烦苛,令无迫猝。”曾巩对欧阳修一生为政情况,做了极好的概括,就在于抓住了“尊明道术”这一关键。后世的人往往只瞩目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可欧自己却“不言文章,而喜谈吏事”:“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及物”就是把“仁民爱物”的“道”落实在政事施为上。他揭露时弊,抨击吏治,反对聚敛,要求抑制兼并,整顿因循苟且的政风和官风,在朝廷促成庆历新政,在地方实行宽简之治。不论身处通都大邑或僻远小区、边塞要隘,都是满怀忧患意识,洞察世情民隐。在官府,他总是忧虑赋役无度,奢靡无节;在底层,关注民生疾苦,万民怨谤,为改善腐败吏治,纾解黎民困厄而劳心焦思,为缓和内忧外患不断提出救弊补阙的建议。由此,他成为谏官型的政治理论家、“沉潜刚克”的政治改革家以及体恤百姓、实行宽简之政的好官和清官。滁、扬二州百姓为他立生祠,南京(今河南商丘)士民誉他为“照天蜡烛”,是他在地方官任上施政“为道”的最好鉴定。他的政治风范突出地表现在“谏诤”和“稳健”两点上。欧阳修真正涉足政治是从写《上范司谏书》与范仲淹建立战友关系正式开始的。他认为谏官品级虽低,却担负着“与天子争是非”的职责。他勉励范仲淹做好谏官;斥责高若讷坐失谏责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招来第一次贬谪。庆历三年(1043)被召入谏院,他仰慕陈子昂、杜甫的榜样,殚精竭虑,日夕撰奏谏稿,力陈冗官冗禄的弊害,揭示内忧外患的危机,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开展。仅一年时间,他上的谏章就近百篇。他的谏诤活动,不仅是“在庆历初,职司帝聪”(指任谏官)时如此,可说终其身无不如此;不论是否在谏官之位,始终尽谏诤之责,大量的谏章和奏议就是记录他一生政治活动的载体。不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任职,不论在铨部、翰院,在枢府、相府,还是在奉使河东、河北期间,直到晚年贬青州时,都笔不停挥,把自己广泛观察、敏锐发现、深刻思虑过的政治见解和施为主张都及时反映出来,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情、人事、财经、水防、民政等方方面面,力尽“下民疾苦,臣职当言”之责。他有些建言被采纳后,起到了救民水火、进贤退奸,乃至挽救了不少生命的作用。他曾经参与庆历新政,后来又被御赐“推恩协谋同德佐理功臣”称号,是参加规划王朝的宏猷远谟的大人物,为什么他始终倾情关注社会旮旯里的琐碎细事,不断写谏稿来拾遗补阙,在祸患初现端倪或奸宄已经暴露之后做些世俗所谓堵漏洞、擦屁股的事情呢?——只因为他所理解的“道”是“切于事实”、“本于人情”的。

  欧阳修一贯主张改革图新,但他又不赞成行事过急过猛,他是一位稳健型的政治改革家。他不能像王安石那样提出一整套富国强兵的理论,制定一系列改革的政策,并以铁腕向全国普遍推行,但欧阳修却总会怜念民生,不忍看见社会血泪。当熙宁变法激烈推行的时候,他对某些虐民的举措持保留态度。如各地强行抑配青苗钱,旧债未偿,新的贷钱(利息偏高)又行俵散,使百姓无暇喘息时,欧阳修一面上奏章反映实际情况,一面自作主张停施青苗法。欧阳修主张改革弊政,反复受挫后,于45岁左右,即从政前期快结束时,他总结反思了庆历新政的教训,深感守旧势力盘根错节,改革随时随处都会受阻受挫,自身也受到打击报复,由是,思想渐趋稳健,强调“猛宽相济”,确立了“刚以养志,柔以处事”的人生态度。【原标题:刚以养志,柔以处事】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人民政协网 201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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