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铚《默记》记载,欧阳修有个外甥女张氏(其实是他妹妹的丈夫与其原配所生之女),年幼丧父,寄养在欧阳修家,后来嫁给欧阳修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在虔州司户任满返回,带着仆人陈谏同行。路上,张氏跟陈谏私通。事情败露后,被关押在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氏畏罪,为了给自己开脱,审问时,讲了许多自己未出嫁时跟欧阳修之间的暧昧事情,“语多丑异”。
另一种文献《行营杂事》的记载有所不同:欧阳晟赴任,走到宿州。赴郡宴返回时,发现船只不见了。到了京城,才抓住了偷船的人。案子由开封府审理,发现欧阳晟的小妾跟艄公有私情。这事被欧阳晟的妻子知道后,她想要鞭笞张氏。不料,反而被张氏引诱,也跟艄公私通起来。
跟儿媳妇吴氏之间的丑闻,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记载,只看到司马光《涑水纪闻》“有谤其私从子妇者”和高晦叟《珍席放谈》“言官诬其私子妇吴氏”两处文字。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欧阳修究竟有无丑事抱有浓厚兴趣。而我认为,在真相已然无法确知的情况下,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之后,研究一下“谤”“诬”之兴起的各种可能的原因,比作出某种猜测更有意义。因为,这可以了解社会人心,可以古为今用,鉴往知来。王羲之《兰亭集序》有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常言道:无风不起浪。理论上讲,起浪之风,可以有三种:一是当事人的行为事实,二是利害关系所致,三是情理逻辑的推演。男女苟且之事,通常发生于避人耳目的闺阃密室,难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如录音、照片、视频、证物(染了精斑的亵衣)之类东西。因此,时隔千年之后,能说一说的,也就是第二第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只能存而不论。
欧阳修不是普通人,他有名,有权,有个性,因而能招嫉妒,招憎恨,招报复。
欧阳修有四件事,可以招致嫉妒、憎恨和报复。
第一件事是才华出众命运亨通。科举高中、诗文俱佳、仕途通达、桃李遍天下,这些情况人所共知,心宽心正者发为爱慕,发为景仰;心窄心邪者发为嫉妒,发为憎恨。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吹折之……此乃古今通律,无需多说。
第二件事是进言触犯权贵利益。王铚《默记》云“欧公庆历间为谏官,大忤权贵”。这指的是欧阳修担任右正言、知制诰期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改革,在吏治、军事、贡举等方面都提出过改革的主张,触犯到了权贵的利益。另外,在“濮议”之事上,欧阳修也得罪不少高官。宋仁宗无嗣,驾崩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英宗。英宗继位不久,宰相韩琦等人便上书建议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过了两年,英宗下令讨论这一问题。在历时18个月的讨论中,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司马光、贾黯等人主张称仁宗为皇考,而韩琦、欧阳修等人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也就是说,欧阳修主张崇奉血亲。这当然是合乎宋英宗心意的立场,但是,跟一大批崇奉帝位传承的大臣构成了立场冲突。这些人虽然很快遭到了贬斥,但势力仍在,影响未灭,其中有些人日后又重返朝廷,执掌大权。第三件事是主持考试得罪举子。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至和(1054—1056)嘉佑(1056—1063)年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间有“为文奇涩”的风气,有些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顺。欧阳修想要革除这种弊病,扭转不健康的文风,利用主持考试的机会,“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因此,放榜的时候,平时有一定名声的举子刘煇等人,名落孙山。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士论颇汹汹”。考试期间,欧阳修跟同僚范镇、梅尧臣等人相互酬唱,写了不少诗歌。因此遭到了举子们的抨击,认为考官们耽于酬唱,没有仔细评审考卷。打那以后好多年,科举考试期间,考官们都不敢再做诗。
第四件事是贬人祖宗惹恼后裔。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钱文僖为西京留守时,一次举行宴会,时任河南推官的欧阳修由于宠爱的妓女遗失金钗,迟到了。钱文僖在让欧阳修作词换金钗之后,有所告诫,希望他行为上有所检点。结果,欧阳修不但不领情,反而心生怨恨。后来撰修《五代史》《十国世家》时,“痛毁吴越”。而且在写《归田录》时,“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钱氏在说欧阳修心怀怨恨进行报复,他这一番说法,我们也分明看到,钱氏后人对欧阳修主持撰写的《五代史》《十国世家》中对吴越国的评价,非常不满意,是耿耿于怀的。明沈德符《野获编》记载,欧阳修担任主试官时,出了《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赋》的考题,当时人们认为多了一个“而”字,钱氏作诗有“试官偏爱外甥儿(生而)”的句子,这是“劾欧公外甥女暧昧事”。
第二、三、四项,宋人文献都已经有明确联系到欧阳修丑闻的,即宋代已经有人认为,欧阳修的丑闻,是有人故意捏造的。其中,最为言之凿凿的,是王铚的《默记》所记载的。开封府右军巡院在审理欧阳修外甥女张氏与人私通一案时,军巡判官孙揆只是判了张氏跟仆人陈谏私通,没再牵扯其他事情。当时宰相得知后大怒,再命太常博士苏安世前往复查。于是,又把张氏牵扯到欧阳修的陈年旧事全都翻了出来。宰相不过瘾,又派了宦官王昭明前往监督。目的是为了利用王昭明曾经受过欧阳修的鄙视,借刀杀人。但是,王昭明去了之后,看到安世提供的勘案文牍,大为吃惊,说自己在皇帝身边,没有三天不说到欧阳修的,现在看了这些文牍,明显可见是为了迎合宰相意图,罗织罪名,“加以大恶”。他表示担心,怕自己将来会因此不得好死。苏安世听说后,也非常害怕,不敢更改孙揆所判,最后只是就欧阳修挪用张氏资产购买田产立门户之事进行判决。
清官难断家务事,皇帝也止息不了丑闻的传播。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欧阳修执政期间,御史大夫拿丑闻说事,欧阳修本人上书力辩。宋神宗曾几次给他写亲笔信:“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又:“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诬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迄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辨要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内外知为虚妄。事理既明,人言亦塞(“塞”字又改为“释”),卿直起视事如初,毋恤前言。”
从情理逻辑上推演,说欧阳修有那样的丑闻,并不突兀。欧阳修跟宋代一般文人士大夫一样,生活奢侈,爱好声色,喜欢狎妓,作过不少抒情艳词。身正不惧影子歪,身歪难求影子正。说这样的人有点男女暧昧之事,洽乎情理,合乎逻辑,也能满足人们普遍有的“唯恐天下不乱”、喜欢窥探他人私生活的心理。
不过即使是在文人士大夫普遍风流的宋代,跟晚辈外甥女有染,也是莫大的污点,是严重违背道德伦常的秽行。欧阳修的丑闻,一定曾严重困扰过他,也困扰过他的家族及其子孙。时过境迁,在我们今天看来,丑闻几乎只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资料,大多数人听后,一笑了之,很少有人愿意扮演道德家,因此鄙视、憎恨欧阳修,不再读他的诗词文章,而对那些曾经拿欧阳修的丑闻说事的人肃然起敬,刮目相看。欧阳修之所以为欧阳修,这是因为他做过一些漂亮的事情,写过一些漂亮的文字。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黜落若干已经有些文名的举子,也许有偏颇之嫌。但是,那一榜,他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这几位日后在诗文上都有非凡的建树,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其中苏轼更是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级巨星。这足以证明,欧阳修是识得千里马的伯乐,不是误人子弟的平庸考官。
当代颇有几位从事文字写作的名人,也受到了某些负面新闻的困扰。这里,我真诚奉劝他们:辩解、诉讼,都解决不了问题,基本上是无益的。做几件漂亮的实事,写几篇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字,才是当务之急,要紧之事。【原标题:欧阳修的性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