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那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此后，这本残书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并随我漂洋过海来到德国汉堡大学，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随便一个地摊都能买到。虽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石印本，但内容却完整无缺。3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在阅读《大学》、《中庸》。

    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指定教科书”。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是无法评估的。

    《大学》、《中庸》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汉代已经脱离了《礼记》，并且拥有了单行本，但《大学》就不一样了，直到司马光时代才开始出现单行本。当然，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而且继承二程（程颢、程颐），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大学》不仅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

    那么，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当时的朱熹，面临着一个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慢慢渗透到当时的文化之中，并且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其影响力直逼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朱熹自己本身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深深明白，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而且“五经”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于是，朱熹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忧患意识，在《礼记》里找到了在本体论上有独到之处的《中庸》，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的《大学》，并且对作品加以重新解说，将它们升格，以对抗佛教的威胁，维护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认为，朱熹发掘出来的《大学》、《中庸》的内涵精义就是这两部书足当经典之名的道理所在，也是我们在今天阅读它们，仍然感到可以不断地汲取教益的原因之所在。

    《大学》讲述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一套理论。今天的社会当然和古代不同，“家”、“国”、“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剥去它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特殊性，它还是有着昭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去实践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体论的核心。从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到发而皆中节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虽然听起来似乎更是玄远不近人事，却是有着同样重要的道理的。“中庸之道”提醒我们这些身处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的人，必须有追求一种圆融和谐的简捷。（节选自《钱文忠漫谈人生》，钱文忠著，长江文艺出版社）【原标题：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