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镇木版年画源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是中国四大木版年画之一。其制作采用木版与镂版相结合，水印套色，种类繁多，用纸讲究，色彩艳丽，题材和内容大

    多取材于历史戏剧、演义小说、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朱仙镇木版年画乡土气息浓郁，民间情趣强烈，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和淳朴古老的民族风格，是民间工艺美术中的一支奇葩。

    “二十八，贴花花。”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八以后，在贴年画的欢声笑语中，人们不厌其烦地讲述着降妖捉鬼、镇宅辟邪的钟馗，为李世民护驾守宫的尉迟敬德和秦琼……小小的木版年画里浓缩着历史的沧桑变化。作为与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坊的杨家埠、江苏苏州的桃花坞齐名的四大年画产地之一朱仙镇，也经历着岁月更迭的变迁。

    关帝庙内年画社

    朱仙镇有“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和“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两家专门从事制作和研究的团体，而年画社就设在镇上的关帝庙内。

    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厢房就是年画的“生产车间”，记者进去参观时，两位年过半百的老艺人正为一张张年画上色、印刷，旁边还有人在火炉旁将印好的年画一张张烤干。“天气潮湿时只能用煤炉烘烤，天气好的时候才能把年画拿到太阳底下晒干。”年画社社长张继忠说，朱仙镇年画一直延续着这种传统工艺。

    据了解，朱仙镇从事木版年画制作者仅有十几人，由于没有固定场所，年画社只好暂设在关帝庙内。房屋长年失修，冬不避风夏不遮雨，常导致生产和研究的中断———朱仙镇木版年画这个蜚声海内外的民间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年画“鼻祖”地位相去甚远。
 
    更严峻的是，目前朱仙镇能配置印制年画颜料的只有55岁的刘金禄一人。他12岁跟父亲刘本成学艺，从年画社成立起就在年画社的作坊里印木版年画，“政府投资办的年画社就这一家了，我要离开这儿，年画社就要关门了。”刘金禄说。

    “文革”中遭受致命打击

    “朱仙镇年画明清时期最为鼎盛，那时有商户300多家，产量在3000万张以上，年画销往全国各地。”回想过去，张继忠脸上放出了光彩。“后来西方印刷技术传入，手工印刷受到严重挑战，整个木版年画走向衰败。到建国初期，只剩下20多家生产经营者。”张继忠说，“文化大革命中，朱仙镇年画流传下来的99％的版型全部被烧毁———这是朱仙镇年画遭受的最致命打击。”

    20世纪90年代，张继忠决定招商引资来发展朱仙镇木版年画，当时的木版年画社办起了两个印刷厂，专职员工达到200多人，木版年画一度生机勃勃。但在1996年，印刷厂因没有相应的出版社版权被查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又一次跌落低谷。

    近年来，朱仙镇年画再次出现了转机：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朱仙镇木版年画位列其中；朱仙镇还被授予“中国木版年画艺术之乡”的称号；2004年，河南发改委批款建中国木版年画博物馆———“国字号”博物馆的兴建，将给朱仙镇年画的振兴增添了希望。

    年画的他救与自救

    2002年10月，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木版年画大联展在朱仙镇举行。在这次大会的推动下，我省2003年年初成立了朱仙镇木版年画普查与编纂工作组，对年画的制作、工具材料、艺人、作品、行业习俗、口诀歌谣等，采用文字、图片、摄像三结合的手段进行记录；对现有年画的古版、新版、样张进行详细登记、拍照，并出版了《中国木板年画集成·朱仙镇卷》。

    有了政府的帮助，张继忠并没有高枕无忧。“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发展、如何开拓市场。”张继忠说，朱仙镇从事年画生产和经营的商家有20家左右，大部分分布在农村，生产者和经营者一般都是农民，靠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工艺和传统的经营模式，“年画应该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一个最佳结合点，在内容上增加时代元素，在产品和营销模式上借鉴现代手段，使传统艺术融入到现代社会。”

    此外，人才匮乏也是木版年画发展的“软肋”。“新时代年画需要加入新元素，更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张继忠表示，年画社的18名员工中绝大部分是老艺人，这让年画发展和市场开拓显得捉襟见肘，“希望能在河南大学等高校开设民俗课，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也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市场策划，提高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影响力。”
 
    作者：左丽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