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宋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但是，作为宋瓷代表之作的“北宋官瓷”的生产之地——官窑在那里，一直是宋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现就此加以探讨。

    一、“北宋官窑”的产生与匿迹

    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宋徽宗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也称“汴京官窑”。据南宋学者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池州青阳人叶寘在《垣斋笔衡》中对汴京官窑也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其中“宣政”，就是宋徽宗年号“政和”历时7年和“宣和”历时也7年，中间还有“重和”1年，共历15年。

    这也是北宋王朝最后的15年。“宣和”之后便是“靖康”时期，遭遇了“靖康之变”，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被金国北掳而去。接着，宋高宗赵构建立偏安政权于临安（今杭州），定年号“建炎”，史称“南宋”。所以，南宋顾文荐、叶寘所载的官窑被称为“北宋官窑”。当时的“京师”是指“汴梁”，也称“汴京”（今开封），故又称“汴京官窑”。

    按上述时间计算，汴京官窑实际只存在约15年的时间，随后，便由于金人的入侵、北宋的灭亡而废弃。

    所谓“官窑”，是指由宋代朝廷直接监制的官办窑场，专门生产御用瓷器。在北宋五大名窑中，其他四窑皆是由民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由朝廷派官监造贡瓷，惟独官窑一开始便为朝廷所建，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由于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北宋晚期的宋徽宗，艺术才华横溢，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是一位好古成僻的文物鉴赏家。追新求异的宋徽宗，废弃派官监制贡瓷的惯例，调集能工巧匠自建窑烧制御用瓷器。于是，一个震古烁今、彰显尊贵奢华与皇室风范的新瓷种——北宋官瓷诞生了。北宋官瓷将精美绝伦的汝官瓷技艺与典雅庄重的宫廷艺术融合一体，其造型多取自古青铜器，苍古幽雅，气度不凡，其釉色润美似玉，开片粼粼如波，加之“紫口铁足”的典型特征，使其达到了我国青瓷烧造史上的又一高峰，也许是其釉色和“苍天”之色相似，官瓷尤为历代皇帝所推祟和喜爱。清乾隆皇帝曾为官瓷作诗曰：“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已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遗憾地是，公元1125年金兵攻陷开封，北宋灭亡，官窑也随之被毁，作为生产一代名瓷的北宋官窑仅仅存世十多年就夭折了。由于烧造时间短，所制器物只供朝廷使用，严禁流入民间，故北宋官瓷存世极为稀少，据说全世界总共也不过七十余件，已成为陶瓷界注目的热点和博物馆争相收藏的宝物。由于北宋官窑存世器物极少，加之停烧后遗址被毁，没有遗址出土物可以认证，故而有许多人怀疑北宋官窑的存在。

    对此，我们认为，北宋文献记载和南宋官窑窑址的发现，足以证明北宋官窑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不过，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北宋官窑就像开封的“黄帝之宫”、“舜帝九层之台”、“夏启居室”一样，如今早已被埋没在开封的泥沙之下，北宋官窑窑址的具体位置也成了又一个千古之谜。

    二、北宋官窑瓷器与汝窑瓷器的区别

    有人认为，北宋官窑就是今河南临汝、宝丰一带，即宋代汝州的汝窑，我们并不这样认为。从目前保存的北宋官、汝两窑传世器物来看，虽然有些相近，但区别还是很大的。据瓷器专家介绍，官、汝两瓷从造型上看，汝窑多以盘、碟类造型为主，虽有瓶、洗，但无大器，大都在20厘米左右，而北宋官窑多以仿造青铜器造型为主，以生产盘、碟为辅；从胎质上看，汝官窑瓷胎色灰白或香灰色，而北宋官窑瓷有灰白胎和灰褐胎两种，并因含铁元素较多而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从釉色上看，汝官窑有八大釉色，月白、粉青、虾青、豆青、梅子青和葱绿，主色是天青、天蓝，而北宋官窑的瓷釉色有月白、粉青、青灰、青绿、大绿、炒米黄等种类；从开片上看，汝瓷开片细密，有鱼子纹、蟹爪纹、鱼鳞纹等，而北宋官窑瓷则开冰裂纹片，并以“金丝”、“鳝血”为贵；从釉下气泡上看，汝瓷釉下气泡随釉色变化而变化，或寥寥无几，或相对密集，大小不等，而北宋官窑瓷釉下气泡密如攒珠。

    这表明，北宋官窑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而且还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可是，北宋官窑窑址已销声匿迹约800年，它到底在何处呢？

    三、北宋官窑在“汴东阳翟”不在钧窑所在地“阳翟”

    据清代《辞源》第二册记载：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由此可知，北宋官窑瓷土取自“汴东阳翟”。有人认为“汴东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即古代的“阳翟”，但却忽视了前面的“汴东”二字。“汴东”是指汴京东部，或是流经汴京东部的汴水以东的瓷土所在地，而将“汴东阳翟”之名理解为“汴东、阳翟”，即汴京东部和河南禹州阳翟瓷土所在地，似有不妥。因为如果汴京一带没有瓷土，宋徽宗就不可能会在“京师置窑烧瓷”，更不会有“其土取自汴东阳翟”之说；如果汴京一带有瓷土，“京师置窑烧瓷”又何必到两百多里外的河南禹州去取“阳翟”的瓷土呢？

    因此，“汴东阳翟”应在开封汴京一带，而不应包括河南禹州的“阳翟”在内。

    关于“阳翟”之“阳”，古人认为，“阳”为山之南，水之北。还认为“阳”人就是“狼荡氏”、或称“汳（汴）水”之滨的“梁人”，即“汴梁人”。因此，“狼荡氏”的居住地称作“狼城岗”（今开封西北）；“狼荡氏”居住地之水名称“浪荡渠（即开封汴河）”；开封禹王台古称“阳城”，迁中牟西后称“阳武”；老子被东周王朝罢“守藏室之官”后，在大梁郊野（中牟西、秦代阳武）一带的封地“彭（蓬）”邑居住时，人称“老阳子”；他的弟子、先秦哲学家、大梁人杨朱，人称“阳（杨）子”，或“阳子居”。开封古代与“阳”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按照“山南水北为阳”的习俗，翟人居住在封丘“长翟（长丘）”山之南和开封古“蓬（逢）泽”、“浚水”之北，均可以被称作“阳”地。

    开封人文历史告诉我们，关于“阳翟”之“翟（di），在上古时期的开封为“狄”音，“翟”字与“狄”字相互通假。据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专著《元和姓纂》记载，汉代“翟”只有“狄”音；汉以后才改为“宅”音。唐代《元和姓纂》和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都记载，唐虞（尧舜）时期封黄帝后裔于翟，后世子孙以国为氏。可见，“阳翟”之“翟”如果读作“宅”音，那就可能是汉代以后出现的地名，历史较晚。

    开封一带的“翟”，是指封丘南部“长翟”人居住地的地名。据战国初期的《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认为，在封丘西南守护“封嵎之山”的“防风氏”，“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

    其中“封嵎之山”的“封”，是指封丘的“封山”，也称“长丘”、“长狄”、“长翟”、“翟”地等。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济水》记载：“考《地理志》封丘县《注》，孟康曰，《春秋传》败狄于长丘，今翟沟是。”又据《封丘县志》记载：春秋时，宋人与狄人交战，获胜后，“把阵亡狄人的尸体埋到了（汉代的）翟沟，后人称长狄的葬地名长丘”。长丘”是炎帝姜氏和黄帝姬（稷）氏后裔“翟”人世代居住的祖地，也是唐虞（尧舜）时期封给炎帝、黄帝后裔的封地，又是夏王启所封侯国封父国所在地。据西晋时期著名学者杜预注释春秋末年左丘明《左传   定公四年》记载：“封父，古诸侯也。”“封父”的具体位置在封丘西南七里的翟（白）沟一带。

    翟人的封父国历经夏商两朝，西周初期被灭亡，所在地建立了卫国、聃国，翟人被迫向四处逃命迁徙，东为“夷人”，北为“狄人”，西为“戎人”，南为“蛮人”。有的被逼迫变成了游牧民族；有的则随遇而安，融入迁徙之地。但他们始终以封父国国名为姓，双姓“封父”，单姓“封”，史称“封人”。故有“仪封人”、“郑封人”、“祭封人”等等。到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这些翟人曾多次进攻中原的卫国、聃国、宋国、郑国等地，企图夺回自己的故地，与周朝的多国都曾发生过战争，其中聃国被“夷人”（翟人的一部）肢解，卫国被迫迁都。翟人还在各地建立了一些小国。如禹州的“阳翟”、河北的“中山”。“中山”是翟人再次被驱逐中原后，于周景王初年（约公元前544——前533年）建立的“鲜虞”，后改称“中山”。汉代司马迁不愿给中山国写史，恐怕就与中山国的历史地位有关。据中山国出土的文字记载：“监罟有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俶贤者。”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帝王看守苑囿，给他捕鱼，又给他看守陵墓。据翟人历史分析，“鲜虞”应为黄帝、舜帝的后裔；“两个帝王”应该是建都于开封、封丘之间的黄帝和舜帝；“苑囿”就是黄帝和舜帝时期在开封和中牟一带狩猎的“玄圃”、“县圃”，即园林。

    由于翟人，即封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封嵎之山”，掌守黄帝、帝喾、尧帝、舜帝、夏启等帝王的社坛、“玄圃”和京畿的疆界，具有管理社坛及疆界的经验，西周著名政治家周公旦为了缓和氏族之间的矛盾，开始启用封人，因此便在《周礼地官 封人》中规定：“封人掌设王之社壝（wei），为畿封而树之”。自此，封人才有了周朝下层官吏的职位。

    封丘西南部的开封“黑池”，是帝喾及妃子“简狄生商”的“玄（黑）丘”和舜帝的“九成台”帝都所在地。据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开封“浚仪青丘，亦曰玄（黑）池。女娀简狄浴于青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东南部的黄陵冈以南，是尧帝之子丹朱和舜帝去世下葬的鸣条苍梧山陵墓所在地。据先秦古籍《山海经   海内南经》记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南），帝丹朱葬于阴（北）。”即指此地；南部的“仪”地，是西周《穆天子传》中记载的“黄帝之宫”，也是帝尧时期羲和（掌管日历之人）、常仪（掌管月历之人）观测天地之象的仪地。传说羲和、常仪二人就是舜帝之妃娥皇和女英。据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南北朝末期顾野王《舆地志》也记载：开封浚仪的“夷门之下，新里之东，浚水之北，象而仪之，以为邑名”。其中“象而仪之”，就是上古时期建立观测天地之象仪器——圭表的地方，在开封岳台（今开封西北）一带。公元724年，唐代（玄宗开元十二年）测得这里夏至晷长一点五尺微强，极高三十四点八度，被确定为“大地之中”。

    这里也是舜帝的女儿、禹的大臣、造酒鼻祖狄仪的封地。据汉代刘向《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亡其国者。’”即指此事。青阳氏帝喾的妃子“简狄”、有虞氏帝舜的妃子“常仪”、舜帝的女儿“狄仪”都是“狄人”,即“翟人”的先祖。所以，开封在春秋时期也以“仪”为名，称作“仪”邑，战国时称作“大梁”。

    有上述分析可知，“阳翟”中的“阳”为大梁；“翟”为长翟，即封丘。战国时期《国语·鲁语下》所记载的“封嵎之山”，就是后来“阳翟”的地理位置，也就是古代开封仪邑、封丘封父国所在地。

    可见，“汴东阳翟”未必是专指今河南禹州的“阳翟”。据史料记载，直到春秋中期的公元前636年，即周襄王十六年，北方的翟人（亦称狄人）游居于禹州“栎”地时，才称此地为“阳翟”。其历史渊源晚于也来源于开封“汴东阳翟”。这或许更加说明，早在上古时期，直到宋代，开封一带确有“阳翟”的地名存在。

    四、开封北宋官瓷具有历史的传承性

    其实，早在舜帝时期，开封的“汴东阳翟”一带就有烧制陶（瓷）甄（瓦）的历史。

    据东汉时期的陈留人、大史学家圈（juàn）称《陈留风俗传》记载：“舜陶甄河滨，其后为氏，望出中山、河南。”公元1422年，即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四月，翰林侍讲兼修国史总裁豫章胡俨（yǎn）为山东庆云《甄氏族谱》作序时写道：“甄氏出自陈留虞舜之后。初，舜陶甄河滨，其后因以为氏，所谓以事氏者也。”可见，山东庆云的甄氏早在明代以前就认可自己先祖是出自开封陈留的虞舜，而这里正是虞舜烧制陶甄的地方。

    自舜帝之后，开封陈留一直有瓷窑传承的历史记载。到了五代十国和宋代时期，瓷窑的名字称作“东窑”。有北宋“苏门四杰”之称的文学家、诗人张耒（1054—1114），曾为我们留下了赞赏“东窑”的著名诗句，即：“碧玉琢成器，知是东窑瓷”。诗中不仅赞叹了北宋开封“东窑”出产瓷器的精美，同时还证明早在北宋官窑出名之前，开封就已有瓷窑存在了。此为开封“东窑”最早见于史料的记载。而清代末期《辞源》中关于“汴东阳翟”的记载，很可能指的就是“东窑”所在地。

    明代学者曹明仲《格古要论》中也有关于“东窑”的记载：“汴京东陈留镇有东窑，又名董窑”。这也印证了北宋文学家张耒对开封东窑描述的诗句是可靠的。清代乾隆年间江西景德镇人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对开封东窑的记载更为详尽，说：“东窑，北宋东京民窑也，即今开封府陈留等处。土脉黎细，质颇粗厚，淡青色，亦有浅深，多紫口铁足，无纹，比官窑器少红润。后人有‘东窑’为‘董窑’者，窑址迄今未被发现。到明清，景德镇曾仿制东青釉，清雍正的豆青釉也被称作东青。”

    这不仅记述了开封“东窑”的大致概况，还特别提及了开封“东窑”对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发展的影响很大。其中“淡青色”、“紫口铁足”等特色的东窑瓷器，明显地为其后来的北宋官瓷所接受和继承。在北宋官瓷问世之前的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铁足紫口”特征记载的瓷器也仅见到开封“东窑”一家。

    由于宋代在“汴东”陈留所建的“东窑”，是挖掘当地瓷土而烧出的瓷器，所以开封陈留也是瓷土的产地。据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白土曰垩土，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则泉郡、德化、徽郡、婺源、祁门。”这说明宋应星在记述中国瓷土产地时，早已将开封列入中国瓷土产地名录之中；也说明古代开封是当时瓷土的主要产地之一。据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傅振伦在《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中考证认为：“（官窑）其原料非常讲究，采自陈留、钧州等地。”

    由上述情况可知，那些试图否定“开封宋代之前没有陶瓷甄瓦生产历史”，“宋代开封没有瓷窑并且也没有瓷土产地”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北宋时期的开封不仅有官窑、瓷土存在，而且北宋官窑大致就在开封“汴东阳翟”、陈留“东窑”一带，其具体位置有待我们去认真、深入地发掘。（作者系开封市文广新局党委委员、调研员 韩鹏）【原标题：北宋官窑窑址应在开封陈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