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和口才，让晁错成为一代帝师

晁喜铺村晁错祠堂里的晁错塑像

　　“晁错：争议中的冤臣”系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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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金中 文图

　　引子

　　晁错，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走出了晁喜铺村——那个时代很流行游学，四处拜访名师。

　　晁错到了轵县（今河南济源市），拜在当时的法家学者张恢名下学习“申商之法”。申，是申不害；商，是商鞅，这两位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有名的法家人物。申不害的主要思想是“术”，就是君王面南背北、操控群臣之道；商鞅的主要思想是“法”，就是“刑名之学”，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法律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当政之后的事，晁错所在的汉文帝时期，政治学术风气还比较开明，不仅道家吃香，精通“刑名之学”的法家也很吃香，晁错很快就进入太常寺。

　　太常寺主要负责祭祀、礼仪和教育，相当于后来的礼部。晁错的职务是掌故，“秩比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

　　但晁错很快就时来运转。

　　当时汉文帝对诸子学说都很尊重，由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很多历史典籍都失传了，后来汉文帝下诏全国贡献民间藏书时，不少典籍重见天日，但《尚书》一直找不到。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济南有个叫伏生的人，做过秦代博士，精通《尚书》，但遗憾的是，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受不了车马劳顿，不可能被征召到朝廷来。

　　汉文帝就下令太常寺派勤奋好学的官员，到伏生家里去学习《尚书》——太常寺最后选中的人就是晁错。

　　由于晁错是法家出身，学成归来又精通了《尚书》这一儒家经典，很快成了朝野闻名的跨领域人才。

　　汉文帝看了晁错的文章，又召见几次后，认为他是个人才，于是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后升任太子门大夫、太子家令。

　　这几个官职除了级别不同，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太子的老师（按照汉代官职，太子老师有很多，以上职位仅是其中几个）。尽管级别不高，但非常有前途，是古代很多文人向往的一个职业。

　　晁错不光学问不错，口才也很出色，他的学生——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当时也是个年轻人，完全拜倒在晁错这位老师的学问和口才之下。

　　太子府里不光太子崇拜晁错，上上下下都很崇拜他，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智囊”。可见晁错当时的魅力有多大。

　　入粟拜爵促进农业发展

　　汉景帝即位后，晁错立刻受到重用。刘启对老师晁错言听计从，让朝中的功勋重臣愤愤不平，窦婴、袁盎等人就鄙夷地认为，晁错的本事在于他当过皇帝的老师。

　　窦婴等人的看法无疑是偏颇的，晁错除了善辩，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有思想，能写一手好文章。古代君王赏识臣子，除了交谈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看他的奏章。晁错的文章功底和所反映出的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对晁错的文章屡加赞赏：“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刘勰还将晁错与董仲舒、公孙弘、杜钦、鲁丕等人并列，称他们的“对策”是“前代之明范也”。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晁错三十一篇”，可惜大多散佚，现存较完整的有8篇：《贤良对策》、《言太子宜知术数疏》、《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募民徏塞下书》、《论贵粟疏》、《说景帝前削藩书》、《勿收农民租疏》。

　　汉文帝时，还有一位写文章的好手，就是贾谊。晁错和贾谊，都是“西汉鸿文”的代表人物，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专门把贾谊和晁错进行了比较：“晁贾性行，其初盖颇同……错请削诸侯，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其泽甚远……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晁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晁错的文章不仅深刻，剖析鞭辟入里，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其代表作《论贵粟疏》和《言兵事书》，大致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劝农，二是守边。

　　针对汉初以来 “法令抑商，而商亦重，重农而农趋末”的现象，晁错提出“重农必贵粟，重农必抑商”的“贵粟之论”。“贵粟”就是将粮食作为价值标准去评价和衡量社会成员，然后用“爵”位，即提高社会地位的方式予以奖赏。简而言之，就是入粟拜爵。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在晁错看来，“入粟拜爵”既符合民心又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重农抑商”社会，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追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境界。晁错的《论贵粟疏》力倡重农，却不像贾谊那样偏重于政治的理想主义，而是注重“重农”政策的实用性。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六百石，赐予上造（第二级）爵位；四千石，赐予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赐予大庶长（第十八级）爵位”。入粟不仅可以得到爵位，还可以赎罪免役。

　　这种“鬻爵”，在卫道士看来，简直是风气败坏、纲常沦丧，但在“凡米石五千人，人相食，死者过半”的西汉初年，这种用爵位换取粮食的办法，既满足了政府的粮食需求，又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

　　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实行了相应的经济政策，“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头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这段话，《史记》和《汉书》记载大致相同，可见情况属实。

　　“移民三策”为后世推崇

　　西汉初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患。匈奴人凭借强悍尚武、擅长骑射和雄厚的军事力量，频频南下掠夺。汉高祖刘邦考虑到国力不足，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但汉朝的和亲政策并未让匈奴休战止戈，每年贡纳的大量财物反而助长了匈奴的贪欲，促使他们不断南下侵扰汉朝边郡。

　　汉文帝时期，边境安全问题成为威胁汉朝安危的重要问题。晁错给朝廷上了《言兵事疏》，提出精选将领、利用地形、改进武器，依托汉朝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匈奴进攻的主张。

　　文章最后，晁错写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汉文帝是个非常聪明的君主，他很清楚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和兵力都远没有达到可以与匈奴开战的地步，就在晁错的上疏上批示：“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汉书》）

　　晁错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果断改正了之前“愤青”的想法，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戍边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移民三策”。

　　移民戍边，秦代已实行。汉承秦制，戍边的卒吏从内地征调，每年轮换。晁错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徙塞下书》中提出，实行常年屯驻，“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戍边人员，应优先选择因犯罪而愿意戍边免罪的人，这样他们才会戴罪立功。对招募来的民众，实行安抚和优惠政策，“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之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

　　晁错提出的移民戍边思想，从政治上看是“利施后世，民称圣明”的百年大计；从经济上看，移民一边戍边，一边进行屯田建设，解决了粮草问题；从军事上看，军民一体，联防作战，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晁错的御边之策，对汉以后中原王朝的边疆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开创了封建王朝军事屯田的先例。唐代学者李观在《上宰相安边书》中推崇：“欲边之安也，不愿岁更四方之兵，愿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则汉晁错之策是也。”

　　晁错的另一主张“以蛮夷制蛮夷”，更为后来的汉武帝所推崇，直接促使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也为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收到“夷胡相攻，无损汉兵”、“以夷伐夷，国家之利”的实际效果。

　　平心而论，晁错之所以被汉景帝信任，是因为他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而是有学问、有思想、有能力，并能够对社会问题提出较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汉文帝所赏识其才华，委其为一代帝师的原因。【原标题：学问和口才，让晁错成为一代帝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