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曹勋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曾几度隐居在浙江天台，度过了十余年闲逸的生活。作为一名爱国志士，曹勋最初的归隐是在南北宋易代之际经历了亡国之痛和求和之辱，拯时济世的抱负难以实现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精神补偿，而晚年的幽居则是其佛道思想滋长后走向消沉的主动选择。曹勋的隐逸词主要表达了两方面的主题：一是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二是对禅道思想的感慨和了悟。
 
    关 键 词：曹勋/靖康之变/隐逸/田园逸趣/禅道思想
 
    曹勋（1098—1174），字功显、公显，阳翟人（今河南禹县），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有诗、词、文合集《松隐文集》四十卷传世。曹勋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国志士，从小就接受“诗礼是传，约己惟孝谨兮，忠恪是肩”（《迎銮赋·受命》，《松隐文集》卷一）的儒家传统教育，历事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始终奉守“为人臣以忠”的做官准则，其一生却几度归隐浙江天台，优游在山水之间，追求超然独处的闲逸之趣，其间创作了大量隐逸词。本文拟对其隐逸心态的形成及其隐逸词创作作一论述。
 
　　一、仕进中的隐逸情怀
 
　　曹勋出生在世代业儒的家庭，其父组、伯父纬俱有俊才。父曹组（字元宠）早年仕途不顺，六举未第，曾著《铁砚篇》自励，后因占对敏捷为宋徽宗所幸，官至道州刺史、阁门宣赞舍人。曹勋因父恩补承信郎，宣和五年（1123）特命赴进士廷试，赐甲科，以武吏身份走上仕途，历事四朝，尽瘁国事，屡立奇节。
 
　　曹勋一生仕途基本顺利，一是早得父荫而得官；一是靖康乱离中随徽宗北上并独自南潜有功；一是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得请徽宗梓宫并慈宁太后以归。在绍兴十二年（1142）请得徽帝梓宫及慈宁太后以还，曹勋却因“久留异地，困于力役”等原因反复上疏，请求奉祠闲居。绍兴十五年，“忠靖（曹勋）既奉梓宫太后以归，功高眷渥见忌于权臣，因丐外祠，卜居天台”[1]。这段时间，他在台州过着亦官亦隐生活。绍兴二十年（1150）称病隐退，“保信承宣使、提举万寿观曹勋，许便居，以勋引疾有请也”[2]。退隐后在天台过着“侣方外之高士，访亲旧之知音。一觞一咏，有琴有书”的闲逸生活（《迎銮赋》，《松隐文集》卷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致仕后，曹勋才回到临安继续为官。
 
　　重回中央后，曹勋因迎銮之功深受皇上恩宠，在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孝宗朝授太尉，这是武官官阶中最高一级，后又提举皇城司、开府仪同三司，贵为一品大员，身居要位。虽然仕途顺畅，晚年的曹勋心境趋于恬淡和闲适，他曾自我表白：“也爱休官，也爱清闲。谢神天、教我愚顽。眼前万事，都不相干。访好林峦。好洞府，好溪山。”（《行香子》）在临安为官期间，曹勋曾多次上书要求辞官归隐，崔敦诗当值拟撰诏曰：“轻视轩裳，乃卿素志”[3]，道出了曹勋对闲逸生活的追求。
 
　　随着佛道思想的不断滋长，乾道元年（1165），68岁高龄的曹勋再一次选择了幽居天台，对此，其《乾道盛德讼》有“特蒙赐俞，以幸晚境，安处闲退”之记载。乾道四年（1168）曹勋重新被朝廷启用，“晚岁归心岂易收，挂冠已去复淹留”（《再乞休致未遂得二诗呈之寄乡友》，《松隐文集》卷一五）写出了其无奈的心态。曹勋虽身在朝廷，却对天台山念念不忘，《忆天台》诗云：“悬车归台山，乘田方自勤。岂谓羁绁旧，严召烦圣君。至此忽三岁，遇事无一欣。屡奏归田书，遐心行白云。”（《松隐文集》卷八）
 
　　直到乾道六年（1170），曹勋才再次休官致仕归隐天台，与第一次的无奈归隐不同，曹勋晚年的归隐是其主动的选择。他用晚岁游息之地“松隐”给自己的文集命名，其隐逸思想可见一斑。
 
　　二、曹勋隐逸心态的多重审视
 
　　仕与隐，庙堂与山林，是古代大多数士子所共同面临一个的艰难抉择。“兼济天下”永远是士子们人生的出发点和最终理想。曹勋出生于封建儒学家庭，却几度在仕途顺畅之时选择归隐，其隐逸心态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是宋室南渡后朝廷奉行投降政策，词人有志难伸。
 
　　隐逸迎合了乱世中爱国志士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宋室南渡之后，在当权者一意主和的高压政策之下，大多数士人只能放弃对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转向内心追寻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退隐林泉山野这种陶渊明式的人性关怀，在南渡时期获得了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认同。
 
　　曹勋曾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人士，当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掳金营后，曹勋奉密诏从河北遁归，面见高宗便积极谏言抗战北伐，主张以抗战来营救宋徽宗及收复失地：“今唯有设坛誓将，戮力死战，若胜一阵，则金人便当知畏。若不迎头奋激，恐又生凌暴，愈难制御。”遁归路上见河北之民“忠义赤心，贯于白日”，“其民强颜偷生，怨入骨髓”，这更坚定了他以武力迎回徽宗的信念，恳求高宗“下痛彻之诏，号召四方智勇豪杰，举国北征，以图大举。”（《前十事》，《松隐文集》卷二六）他的这种主战态度却激怒了执政者，落得“九年未得迁秩”的命运。
 
　　后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曹勋却选择了归隐天台，表面原因是“功高眷渥见忌于权臣”，实质是对绍兴和议之后的苟安之局不满，深感国事日非，环境险恶，于是将对政治的关注收拾起来，转而投向山林之趣，但词人的“忠赤之心”未改，即便是隐居天台期间，未尝一忘国耻，写下了《项王怀长沙》、《有所思》、《汉宫昭君怨》、《京口归燕》等表达内心悲愤和对投降派残害忠良之愤慨的爱国诗篇，表现出强烈的抗金复国思想。一个爱国文人拯时救世的胸怀与抱负，在软弱的政治面前毫无实现的希望，“英锐有为之志磨灭以尽”[4]，归隐成了最佳的消解苦闷的方式。
 
　　二是宋室南渡时随徽宗北狩、南渡后奉命出使金国的特殊经历，使曹勋的心灵在经历了亡国之痛后又饱尝求和之辱。
 
　　靖康之变，金兵的铁蹄踏破了中原，“自金兵南侵，二帝北狩，江山仅余半壁，繁花尽付流水。”[5]曹勋的亡国之痛比那些因亡国而流寓在南方的文人要深刻得多。写于晚年的《挂冠说》对靖康乱离中随徽宗北狩和奉密旨潜回南京的经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泊随从徽宗北狩，死于贼手而复生。又被密旨，令间道携劝进书及二后的信，间行北道，夜行昼伏，或饥渴并日，或卧于污湿，一己百恐，朝不保夕。既得上达，又困于桂玉，劳于千虑，闻鼙鼓之音，犹疑有变；惊鸣笳之响，尚思困虏；闻足音之众，则惕然惧。”（《挂冠说》，《松隐文集》卷三十七）屈辱的被掳和险象环生的遁归经历给曹勋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成为永远的心灵伤痛。
 
　　绍兴十一年曹勋副何铸出使金国之前，宋高宗将他召入内殿，说了一番很无奈的心里话：“汝见虏主，第云父母眷属久蒙安存，恩德至厚。然历时为多，霜露之感，在人子何以堪处？若于此时大国垂念，父兄子母家眷如初，则举族感德，子孙相付，不忘于心”（《迎銮赋》，《松隐文集》卷一）。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不想着如何北伐，而是低声下气地哀求敌人，国格人格扫地殆尽。这种屈辱的使命，在曹勋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三是长期受佛道思想浸润的结果。
 
　　曹勋早年积极入世，晚年则与僧道往来密切，喜好诵经参佛。与之交游的道人有王道录、张达道、瑞岩仰老、曹道士等，禅师有郑逸道法师、惠真禅师、雪宝显禅师等，与这些人的交游，加深了他对佛老思想的理解，促进了其思想从早年的以政治为主到晚年以佛老为主转变。晚年的曹勋为了治病和追求长寿，不仅向丹客求取药方，自己也炼丹。同时他还为寺院道观题词作文，前者如《题显恩寺》、《仙林寺记》、《六和塔记》、《径山罗汉记》等，后者如《清隐庵记》、《重修桐柏山崇道观记》等。其词《法曲·道情》更是详细记叙了道家修炼之事。这一系列的举动表明晚年的曹勋已无意仕途，挂冠归隐是其佛道思想滋长后的主动选择。
 
　　三、曹勋的隐逸词创作
 
　　宋室南渡期间，挂冠退隐之风盛行，抒发出世情怀、宣泄乐天知命和逍遥遁世思想的隐逸词便繁荣起来，成为词坛上慷慨悲歌的爱国旋律之外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王兆鹏《南渡词人研究》中概括南渡词人创作的两大共同主题，一为抗战爱国，一为山水隐逸。作为一个有着隐居经历的隐士、词人，曹勋创作了近20首隐逸词，主要表达了两方面的主题：一是对山水田园生活的热爱，一是对禅道思想的感慨和了悟。
 
　　曹勋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奇耻大辱，体会了卑躬屈膝的滋味，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其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种种经历促使他更多地思考生命的意义，体会到个体生命的宝贵和自由的难得，在“绍兴和议”之后几度选择隐逸的生活，视陶渊明为隔代知音，不仅心仪，且在行动上模仿，优游山水成为其退隐后的主要生活方式。曹勋在隐居天台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山居诗，“吟咏情性，陶写风景，深得晋靖节旨趣”[6]，表现出醉心山水田园的一面。
 
　　《宴清都》词云：“野水澄空，远山随眼，笋舆乘兴庐阜。天池最极，云溪最隐，翠迷归路。三峡两龙翔翥。尽半月、犹贪杖屦。闲引杯，相赏好处奇处，险处清处。凝伫。道友重陪，西山胜迹，玉隆风御。滕阁下临，晴峰万里，水云千古。飞觞且同豪举。喜醉客、龙吟度曲。待记成佳话，归时从头细数”。“庐阜”指庐山，那是一处适合隐居修行的场所。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远》云：“自远卜屋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7]此词起句“野水澄空，远山随眼”点出了庐山景色的壮美，映射出词人不为物累的洒脱情怀。词人在道友陪同下游览庐山胜迹，流连忘返，“闲引杯，相赏好处奇处，险处清处”，欣赏美景，饮酒作曲，生活逍遥自适，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自然要将它“记成佳话，归时从头细数”。
 
　　曹勋在隐逸生活中感受到了没有名利是非的闲适生活的美好，其《阮郎归》云：“玉宸赐得水云身。初欣不佩绅。烟霞一任着衣巾。朝中散袒人。湖水静，了无尘。语兼天上春。道人相见肯情亲。银钩墨尚新。”“玉宸”本指天上宫阙，此处指朝廷宫殿，“水云身”指归隐山林之人。词人对宦海生涯产生了厌倦，于是反复上书请退，终于得到了皇上的恩准，成了一个自由人，脱离了尔虞我诈的官场，词人感到万分的欣喜。大自然的纯净素洁澡雪尘心、洗却俗虑，词人或与道友们谈玄论道，或挥笔作字，这种脱离了污浊官场的悠闲自在的生活使词人获得了精神的超脱和心灵的快适。
 
　　南渡大部分词人的归隐是无奈的，是在自我价值无法实现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精神补偿方式，他们的隐逸词在表现闲适之情的同时又往往流露出难忘世事的情怀。曹勋的隐逸词在表达对山水田园生活的迷恋时，也流露了不得不隐的无奈，词人把自然山水视为精神的避难所，远离权力中心后，可以暂时摆脱政治上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意的苦闷，借山水来愉悦自己，发掘自我的生命价值。
 
　　南宋时参禅悟道之风盛行，许多文人在投入隐逸生活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禅道思想的钻研和感悟。曹勋以词作为参禅悟道的载体，其中一部分隐逸词表达了看破功名富贵、任运随缘的思想。这部分词作的主题就是在隐逸生活中消解自身，借宗教力量来安抚内心的冲突和矛盾，努力追求一种波澜不惊的境界。《诉衷情》：“人情世态饱经过。眼也见来多。忙中调得便去，不是有人唆。云似舞，水如歌。笑呵呵。这回还我，半世偎绥，一味磨跎。”随缘适愿、无往无求的生活态度能消解凡情，淡化痛苦。吟咏的是一种脱身于名利是非之后所获得的不为物役、无所追求、及时行乐的自在生活。透过词章表面的闲放，我们可以感受到词人意在借助参禅悟道使自己熄灭对国事的牵挂和因此而来的心灵的烦闷，从而静心隐居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既然不能置身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舞台，那就只有将自己的失落消解在佛家的禅悦情趣和老庄的旷达逍遥里。
 
　　这一部分隐逸词的创作对于词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有着自我消解、解构的作用。曹勋自青少年时期就有着远大理想抱负，有着强烈的积极入世思想，以经邦济世作为自己人生的宏伟目标。就是在靖康之变后，曹勋受命出使金国议和，依然想着为国建功立业：“何妨谈笑，平生志节，可障狂澜。预约黄花前后，殊庭瞻对宸颜。”（《朝中措》）词人自比荆轲，相信凭一己之力可挽狂澜。一腔报国热情面对着苟且偷安、山河日下的国势，却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
 
　　曹勋的最初归隐是一个爱国志士在经历了亡国之痛和求和之辱后的无奈之举，晚年的再度归隐则是佛老思想滋长后心灵走向消沉的选择，隐逸词的创作正是借抒写归隐林泉、参禅悟道来释放内心郁结的最佳方式。
 
    作者简介：吴冬红，1969年生，丽水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楼钥：《工部郎中曹公墓志铭》，曾枣庄：《全宋文》卷599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18页。
 
　　[3]崔敦诗：《赐曹勋辞免除开府仪同三司不允诏》，《粤雅堂丛书崔舍人玉堂类藁》，道光光绪间南海伍氏刊本。
 
　　[4]刘承斡：《松隐集跋》，嘉业堂丛书本《松隐集》卷末，吴兴刘氏序刊本，1918年。
 
　　[5]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6]曹耜：《松隐集后序》，曾枣庄：《全宋文》卷六○六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
 
    [7]释慧皎撰：《高僧传》卷六，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