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孙纲为研究《上执政书》花费了大量心血

 

  驻足在应天书院范文正公纪念堂，阅览着裱于墙上的《上执政书》，听着商丘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孙纲的讲述，感慨万千。

  孙纲说，说起范仲淹，大家都知道他有《岳阳楼记》，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篇《上执政书》，更能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该万言奏章比“庆历新政”早16年，比《岳阳楼记》早20年。可以说，没有应天的寒窗苦读与执教南都，就不会有《上执政书》；没有《上执政书》，就不会有范仲淹的成功。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写于应天府的最早、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先忧后乐”的政治典范之作，不仅成为“庆历新政”《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张本，也启迪了王安石万言书的改革思路。

  当时的宰相王曾读了这篇雄文，极为赞赏，遂提议晏殊举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公元1028年12月，守丧期满的范仲淹，被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了他的立朝生涯。

  年逾花甲的孙纲多年来对《上执政书》及范仲淹的研究可谓执着。这些年，他为此耗去了所有的节假日，花掉了他能够支配的所有的钱。1996年，他以《上执政书》为核心整理出了八九万的文字资料。

  一谈起范仲淹的《上执政书》，孙纲老人就两眼放光，激动地说：“我研究这篇文章快一辈子了，每每读起这篇文章，都有不同的感受。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范仲淹政治改革的远见卓识，也完整地概括了他先忧后乐的思想内涵。”

  《上执政书》

  可与《隆中对》媲美

  范仲淹在应天为母守丧期间，一边服丧教书，一边思索着治国良策，写下可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媲美的《上执政书》，纵论国事，倡言改革……

  北宋时期，有两次大的变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是由范仲淹主持的一次改革，当时是仁宗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主要内容是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等。

  而庆历新政又与商丘颇有关系。因为早在此前16年，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已在他执教应天书院时写就的万言奏章《上执政书》中形成。

  《宋史》评价《上执政书》可与诸葛亮的《隆中对》媲美：“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如果说《岳阳楼记》是范仲淹的文学代表作，那《上执政书》则是其政治家的代表之作。

  范仲淹在应天为母守丧期间，虽然离开了政界，但并没有忘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丁忧闲居，范仲淹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从政经验和政治变革思想。他一边服丧教书，一边思索着治国良策，写下著名的《上执政书》，纵论国家大事，并于公元1027年冒哀越礼，上书宰相，倡言改革。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首先说：“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

  范仲淹之所以之前没有上书，一是因为还没有考虑周全，“学陋之人，思虑未精”；二是那时老母尚在，如果因上书获罪失禄，则无法赡养亲慈。读之感人肺腑，真是“自顶至踵惟忠孝也”。范仲淹一边守丧，一边因材施教，冒哀上书，这正是一代圣贤独有的忠孝两全之举，感人至深。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之前所写《奏上时务书》的扩充和发展，它们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范仲淹的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前次上书其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且不成体系，而《上执政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时，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完成。南宋潜说友称其“经济规模大抵略见”。

  范仲淹上书之后，宰相王曾“见而伟之”，不久就通过晏殊，推荐范仲淹入京。林和靖《送范寺丞仲淹》诗云：“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把他与司马相如、梅福并论。苏轼则高度评价道：“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

  通过《上执政书》，宋代士大夫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精神在范仲淹身上首先表现出来。之后，广大士大夫接受这种精神并发扬光大。政治上他们不断掀起除旧革新的思潮，并付诸实践。学术上以此种精神为动力破旧立新，积极构建新的理论。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国强先生说，《上执政书》是范仲淹忧患意识与担当意识的思想体现，弥足珍贵。忧患意识、担当精神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为其代表。从《尚书》、《周易》到孟子、魏征，无不表达着浓重的忧患意识，这些是范仲淹忧患意识的思想来源。

  主张民为邦本，开启新政先声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分析了赵宋建国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主张，开启了庆历新政的前奏……

  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分析了赵宋建国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主张。

  范仲淹把官僚队伍的变革放在首位讨论：“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核心问题得以明确，从而确立了他变革思想体系，庆历新政就是围绕“择良守”这一核心展开。朝廷的一切政策措施，都要通过地方州郡长官和县令们得以贯彻实施，选有德有才之士为官，方可以安天下生灵。范仲淹此前的任职都在地方基层，对地方中下层官员的现状比较了解。这一方面，《上执政书》的讨论非常详尽，应变措施也非常具体，范仲淹把整顿吏治作为实现仁政的一种手段。

  《上执政书》提出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是“厚民力”，也就是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改善百姓生存、生活水平问题，藏富于民。“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僣，以阜时之财也”，这应该是体现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绩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在两年前的《奏上时务书》中基本没有涉及。朝政变革，不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表明范仲淹从政经验的缺乏和思考问题的不成熟。这一方面的缺陷，在这次上疏中得以纠正。“百姓穷困，则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第三点“重名器”和最后两点“杜奸雄”、“明国听”，依然涉及官吏队伍变革的核心问题。“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换言之，全文讨论六个方面的问题，有四个方面都是围绕官吏队伍建设问题展开。同时，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中极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教育作为兴国的根本之一，以培养经世致用的文武全才为目标，这种认识高度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北宋仁宗年间外患严重，北宋“积贫积弱”，无以应对。所以，范仲淹每次上疏倡言变革，都要涉及军队建设问题。两年前要求朝廷文武二道相经纬，这次具体化为“备戎狄”。庆历新政时推出“修武备”变革条文，在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才，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范仲淹这时许多比较切实具体的变革措施，在后来他主持西北前线军政大局时得以贯彻落实。在抵御西夏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西夏人有“范老夫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之称。

  《上执政书》开启了庆历新政的先奏，而庆历新政又为王安石变法奠定基础并揭开序幕，范仲淹因此亦成为北宋政治改革的先驱。他的政治变法，是他一贯的“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自觉体现。为民请命，政在顺民、养民、和民，为民造福，是其政治改革家的主要目的。

  范仲淹之后，张载、陆游、于谦、顾炎武、郑板桥、左宗棠、林则徐、黄遵宪等后世士人继承了其忧患思想的道统，并成为知识分子担当天下的座右铭。正是这种忧患思想，让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承担起天下的兴旺责任和努力。（原标题：冒哀上书，启庆历新政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