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当年在应天书院讲学时的遗物——柱石
 

    引子

    PREFACE

  “范仲淹读书成才的地方是应天书院，奠定京官生涯的地方是应天书院，婚缘南都、家计宁陵的起因是应天书院。在应天书院，他熏染轴心文明使‘先忧后乐’襟抱初步形成，同时作为宋学开山开启了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商丘市睢阳区文联主席张学勇一番话将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情缘简练地进行了概括。

  在商丘采访范仲淹，最不能越过的便是应天书院。范仲淹23岁起入学应天书院5年，39岁起执掌应天书院2年，先后在应天书院7年，他又在商丘成婚、生子、侍母、置田，与商丘和应天书院的渊源可谓十分厚重。而且，23岁至40岁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操和教育主张，与他在应天书院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

  商丘是墨家创始人墨翟故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故里、名家代表宋  （xíng）故里，形成中国轴心时代“百家争鸣”的核心地与策源地。另外，亦有商宋文化、汉梁文化、曹魏文化、运河文化等。商丘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与氛围，对范仲淹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商丘吸收儒、释、道、墨等多家思想于一体，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成为“宋学开创者”。

  范仲淹后执教应天书院，亲身躬耕，不仅使应天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还对以后书院发展及学风的确立有开创奠基之功。他在书院治学严谨，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名臣贤士、栋梁之材，并为改革中国科举制度作出了不朽的努力，他在应天书院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块丰碑。

  同时，范仲淹在应天良好的师承与广泛的交游，丰富了他的社会生活，增添了他前进的力量，在商丘留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传诵不息的名篇佳作，如《南京书院题名记》和《上执政书》等。

  商丘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孙纲说：“《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表达的忧乐思想，最早形成于商丘，这是无疑的。”

  应天书院、范仲淹，是商丘历史上最能诠释文化与精神的两个经典词组，范仲淹思想形成商丘独具魅力的范仲淹文化。千年历史走过，范公精神犹在守望着魂牵梦萦的家园。

  □记者 朱金中 通讯员 马学庆 文图

  经世致用转变学风

  公元1026年，应南京留守晏殊之邀，范仲淹掌应天书院教习，倡导“明体之学”,强调学以致用,短短两年时间，使应天书院成为国家教育和学校的一个样板，“使天下庠序规由此而兴”……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耐人寻味，应天书院成就了范仲淹，16年后，范仲淹又成就了应天书院，使它成为中国的四大书院之首。

  范仲淹于公元1026年回应天府为母守孝，应南京留守晏殊之邀，掌应天书院教习。怀着对母校的无限深情，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范仲淹用自己独特的教育实践与理念，“使天下庠序规由此而兴”，为整个国家的教育和学校树立一个样板。公元1034年书院改为府学；公元1043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的国子监相互辉映，历北宋一代经久不衰。

  在应天书院执教，范仲淹训督学生皆有法度，勤学恭谨，书院改革主要包括慎科举、敦教育，倡导“明体之学”，德行与学问并重，做人与治学结合，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

  在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上，范仲淹强调学以致用，主张学生应学经之大义。他制定出明确的教育目标：“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书院学子“相继登科”，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像孙复、石介、张方平这样的优秀人才。

  崇尚德义仁教是应天书院的学风、师风。当时许多穷苦学子来应天书院求学，范仲淹不分老幼贫贱都给予求学者耐心的指导，还经常把自己的薪俸拿出来接济他们。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就是其中之一。孙复，字明复，跟范仲淹学习，因家贫而辍学。范仲淹知晓后不仅资助他，还给他在书院中安排学职，每日挣三千文以供家用，使孙复能安心学习。由此，孙复极为感激，勤奋攻读，最后终于成为“德高天下”的大儒。  

  范仲淹在商丘良好的师承与广泛交游是其珍贵财富。《宋史》载，范仲淹在应天读书时，“从戚同文学”。事实上，当时掌管书院的，已是戚同文之孙、戚纶之子戚舜宾，范仲淹在《与睢阳戚寺丞书》中表达了其敬仰之情与师生情谊。范仲淹的另一恩师王渎，宋州虞城人，王渎父王砺，又“师戚同文之门”，王砺子王洙、孙王尧臣，又与范仲淹先后同朝为官。范仲淹丁忧3年期满，即将离别书院，特向朝廷上《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建议朝廷授予王洙“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被朝廷采纳，被传为佳话。

  开启宋代理学思潮

  执教应天书院期间，范仲淹关心社会时局变迁，以备积极入世进取之需，身为臣子敢于担当责任，位卑言轻却冒获罪之险向朝廷上《上执政书》倡言改革，在开启北宋理学思潮和奠定宋代学术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座巍巍高峰：一为先秦诸子百家，二是宋学的兴盛，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师辈出。

  范仲淹在执教应天书院时，除重视人才培养外，还关心社会时局变迁，以备积极入世进取之需，在开启北宋理学思潮和奠定宋代学术基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宋学，究其滥觞，实始于韩愈。但若论宋学开山祖师则非范仲淹莫属。这种观点已始见于朱熹，他在其理学史开创之作《伊洛渊源录》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本朝导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此“渐”即指范仲淹。朱熹将范仲淹置于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之首。

  著名思想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肯定了范仲淹在北宋理学思潮兴起中的开启地位：“盖自朝廷之有高平（范仲淹），学校之有安定,而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陈陉为宋学开山,或乃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

  钱穆先生将“宋学精神”归纳为“革新政令”、“创通经义”两端，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讲学）”。就这三端而论，范仲淹的领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政事革新，即使是“创通经术”和“书院讲学”也开风气之先，不失为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

  范仲淹不仅有主持应天书院的教育实践，也有判国子监（太学前身）的宦历，其教学思想和实践犹足称许。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也指出：“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宋初三先生以范门为师，“安定、泰山、徂徕三人，既先后游希文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们对范仲淹的推崇备至，不仅在人品政绩，也在经术学问，即范仲淹宗经但不守旧注的学术新路子。而这些名士皆在应天书院就读成才。

  范仲淹身后先后主盟北宋文坛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等，无不从学于范，皆毕业于应天书院。撇开论资排辈，单就开学术风气之先及荐拔人才而论，范仲淹的宋学开山地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范仲淹的另一位高足张方平说出了当时士林对范仲淹高山仰止的一致推崇，他在《上河中同理范学士书》中说：“始者，学士执亲之丧于南都，暇日以道义教徒于乡之痒,诱人乐善,孜孜不足。经术兴于南郡，士林归乎北海，仰慕高义，心用激发。”

  由此可见，应天守丧执教之后，无论经术还是教学，范仲淹已如东汉末名士孔融（人称孔北海）一样，享有时望和重名。

  范仲淹执教应天书院期间，身为臣子敢于担当责任，位卑言轻却冒获罪之险向朝廷上《上执政书》倡言改革，为国家安危殚精竭虑。庆历新政中的州县兴学，更是奠定了我国900余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原标题：“范仲淹的应天情缘”系列之四 执教应天开启宋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