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一些东西可以自由放心地讨论，比如婚姻家庭之类软性的话题，只要不触及与冒犯当时的伦常底线，虽然未必轻松，仍然可以放肆地胡说八道。所以我们今天谈朱买臣的婚姻时，心情就可以比较松弛。

　　朱买臣是汉代一位名人，他在后代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在汉代那些被载入史册的业绩而是由于他的婚姻――可见人生无常，在很多场合，面对历史，个人实在是渺小得不足道。朱买臣在世时纵然自负，再也不敢相信两千年以后还会有很多人念叨着他，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只念叨他那一桩离婚案――他死后大概一千年以后，那是大宋朝了，当时的娱乐场开始流传戏文《朱买臣休妻记》，这就是以他的婚姻为题材的最初的戏剧作品。其后，元杂剧有无名氏作的《渔樵记》，同样只关注他那一段没有白头到老的婚姻，可见至迟到宋、元年间，他们夫妻的故事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流行话题；至明清年间，更有多部传奇演绎这个故事，其中的《烂柯山》至今仍在舞台上演出；留传至今的福建梨园戏剧本《朱买臣》甚至可能早于《烂柯山》等传奇的年代。这个故事还被更多的剧种翻演，最知名的当数汪笑侬改编的京剧《马前泼水》――所以我们知道，差不多是自从中国有戏剧时起，他的人生际遇就被一代又一代人搬上舞台；而只要中国还有戏剧，恐怕就还会继续演朱买臣休妻。朱买臣肯定更无法想象，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对他的兴趣只因为他与原配的那桩婚姻，而他做的那些经国大事，不管做得漂不漂亮精不精彩，统统被人遗忘。确实是这样的，就算只有识字的少数文人才有权利选择让哪些人以及哪些故事进入正史，但民众的口碑并不以正史中有无记载为唯一的标准，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可以通过正史的编修确立符合他们的利益与信念的价值观，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却可以用时间这个更有力量的手段大浪淘沙，给我们留下那些真正令人感动的史实，以及其中感人的细节。就朱买臣而言，他在后人的心目里，从政的经历居然被时间抹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唯有他们夫妻关系中那一段曲折。

　　称朱买臣的夫人为“原配”，不是说朱买臣还有“新配”，朱买臣得官以后有没有新婚夫人史上无据可考，有些戏里是有的，也有些没写，好像是没有，但他的这位结发妻子之与朱买臣离婚，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汉书》有《朱买臣传》，这样说他们的夫妻关系的上半段：“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之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他们关系的下半段就是朱买臣发迹以后的事情，几年后朱买臣得到皇上的宠幸，因有功特地被授以会稽太守之职：“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果然，朱买臣衣锦还乡产生了奇特的戏剧效果，“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及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历史上的朱买臣故事到戏剧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朱买臣与他结发妻子的恩怨成为故事的核心，而且两个人的关系更发生极大的变化。有关他的传说，有关他的戏剧，无不围绕着他们的离婚展开，令后人感慨不已。确切地说，令后人感慨不已的不是朱买臣而是与他结发的原配夫人。朱买臣的原配固然是因为沾了朱买臣的光才名列青史，但是看看她的为人，我以为她的名字并不辱没了那部《汉书》，在我看来，《汉书》里有名有姓的大多数角色，甚至包括朱买臣自己在内，就做人而言，未必比得上朱买臣的这位夫人。

　　从历史上看，朱买臣休妻是很可以作为一个励志故事讲的，传说中的朱买臣故乡――浙江建德县洋溪现在初中地方教材里，就有一课叫《朱买臣的故事》，赞誉朱买臣在当地朱池村从小“胸怀大志，负薪苦读”，用他勤奋好学的故事教育学生。要把朱买臣的故事当作励志故事讲有个前提，就是把朱买臣的离婚当成他人生道路上遭遇的一次重大打击，这样才有教育意义――一个人受到极大的挫折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志向，这像是一种能够激励人的叙事方式。正由于这样的叙事方式与励志或曰教育意义有关，因此戏剧以及其他文艺作品，包括按照某种强烈的道德期待制造出来的新闻报道在内，都很擅长于表现主人公如何战胜挫折而成就一番大事业，至于如何渲染和营造出强烈的挫折感，就成为道德教育领域一项关键的技术活。

　　粗粗分来，人生可能遭遇的重大挫折有两大类，一类是遭遇到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变，比如说洪水地震火灾或者疾病之类，或者是自己直接受到这些打击，或者是在通常还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不应该独自支撑人生重负的时候因家人不幸离去而遭受到间接的打击。当这些不幸不期然地降临到人们头上，就给了主人公以成为励志书籍与戏剧主人公的机会；但是人生的不幸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那就是遭到文化意义上的或曰心理意义上的打击，这样的打击对人类的伤害是否不亚于那些自然的灾变，并没有什么可以量度的标准，然而人们因为遭受这类打击而激发出昂扬志气的可能性，恐怕决不会亚于面对自然灾变时的反应。

　　朱买臣的遭遇就属于后者，因为他遭受到一种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是罕见的心理打击――被妻子休掉。我们读古书，包括读古代的文学作品，看老戏，经常读到看到的是男人如何欺侮女人，是陈世美那样的负心汉，是他们如何对女人薄情，似乎男人既然是男人，就获得了一种天然的权力，轻易地找一个理由就可以把发妻休掉，甚至理由都不用找，而女人面对男性的强权只有屈服的份儿。我们也读过无数声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黑暗的檄文，也都是在说女性如何受男性压迫。不管这样的艺术与这样的声讨是否符合事实，至少我们还需要知道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个社会越是对男人有利，越是男性中心，男人遭遇女人唾弃的经历就越是难以接受，而朱买臣碰上的正是这样的事情。虽然最早的戏文以《朱买臣休妻记》为题，但无论是就史书而言，还是从戏里看，朱买臣的故事都不能与历史上常见的男人休妻的故事相提并论，无论故事多少种讲法，始终是男人被妻子休的故事，说“休妻”那是笑话了。

　　历史上很少男人被妻休的记载，尤其是这样无厘头的休。根据史书，朱买臣的妻子之所以要打离婚，是由于她觉得丈夫丢了她的人，做了让她觉得无颜见人的事情。什么事呢？“歌呕（讴）道中”。我们无从判断在朱买臣生活的时代，一个男人在大街上疯疯癫癫地吟诗或唱歌究竟有多丢人，更无从知晓他的行止究竟会让他的发妻感到多么耻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结果就是朱买臣的妻子受不了了，她羞愧难当，愤而离去，即使朱买臣搬出富贵注定就要来临的天意加以诱惑也不能劝阻她。

　　《汉书》的作者好像没有励志癖，这部史书并没有告诉我们朱买臣因为妻子的离去受到多强烈的刺激，只是说到他已经离异了的发妻再婚后看到他仍然落魄，很有人情味地接济他；而且，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身为平民的前妻，看到朱买臣得意洋洋地回到故里时，表现出一位有骨气的女性的人格尊严，她虽然不得不与现任的丈夫一起接受前夫的施舍，却很快就毅然自绝。但是戏里朱买臣夫妻的品格却与《汉书》大相径庭。朱买臣的故事一进入戏剧领域，关窍立刻发生巨变。

　　一到戏里，朱买臣就成为胸怀大志勤奋好学的好榜样。但是我这里不想过多地讨论在这个勤奋好学的模范典型的塑造过程中，后人是怎样把那些令人景仰的优良品质一股脑儿地堆砌到他身上的，因为类似的例子在我们身边实在是不胜枚举且早就广为人知。我想说的是塑造模范典型时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程序，那就是为模范典型寻找烘托。所以我并不打算把话题集中在朱买臣这样一个看来因为长期受压抑而精神多少有些失常的读书人如何演变为勤奋、执着、志向高远且最终取得成功的文化英雄的过程，而要着重看看这个模范典型因为有了哪些烘托和怎样的烘托，才显得如此光辉夺目。

　　朱买臣的托就是我们屡屡提及的他那位结发妻子。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托，做到连名字都让后人随随便便地换来换去。朱妻在元杂剧《渔樵记》里姓刘，在昆曲《烂柯山》和京剧《马前泼水》里叫崔氏，在梨园戏《朱买臣》里姓赵，你不会因为这是戏剧就轻易地原谅那些胡乱给朱妻安一个姓氏的人，因为你会愤怒为什么朱买臣的名字从来没有被写错过，但愤怒毫无意义，因为几百年来朱妻只是一个符号，不管她姓什么，她的作用一以贯之，从她进入戏剧开始，她就成为朱买臣发愤读书并且最终考上状元的催化剂――仅仅是让朱买臣成功的托。

　　这里我们需要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做点说明――朱买臣的时代并没有状元可考，但是从宋元年间直到明清的戏剧里，考上状元几乎是文人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比朱买臣早得多的苏秦在戏里也不得不去参加科举考试。我强调这是对历史的戏剧化书写，并不是说戏剧就可以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是说考上状元是后世的文人与民众最容易理解的一种改变命运的格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生因此完全改观，这是所谓“一步登天”最简洁的写照，用当代人的说法叫作“知识改变命运”。既然命运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是如此富于戏剧性，因此一代又一代人，无论是文人还是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定义由普通平民而转瞬间大富大贵，这种文人最根本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坦然地接受这种描写呢？但事实不像口号那么简单，对于文人而言，拥有“改变命运”的力量的并不仅仅是“知识”，往往还要有些其他特别的际遇，一般的戏剧，只是简单地写主人公的才气加上运气，不如朱买臣故事那样有机趣，知道用老婆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