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绵延数百年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放在更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背景下观察，就会发现，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已经在庙底沟时代出现。

　　定义“早期中国文明”，首先它必须是“中国”的，这个问题，在上面有关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讨论中已经说明；其次它又必须是“文明”的。文明的定义千差万别，一般理解文明就是早期国家。而社会分化，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显著标志。

　　我们在河南灵宝铸鼎原所做的调查显示，这里的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最为繁盛，已经发现的19处遗址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层。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第二等的西坡遗址约40万平方米、东常遗址约12万平方米，其他的遗址多只有三、五万平方米。从遗址的大小看，这个聚落群显然是分级的，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这个现象与我们在西坡遗址的发现，可以相互印证。西坡遗址夹在东西两条河流之间，南北又有人工开挖的壕沟，形成一个严实的防御系统。遗址的中心，有至少3座大型房屋。西北角的F106，略呈五边形，室内面积240平方米，地面和墙壁经过多层夯筑，表面还涂成朱红色。西南角的F105，室内面积204平方米，四周还有回廊，总面积达516平方米。东南角的F108，室内面积超过160平方米。三座房屋的门道均大体指向中心广场。这些房屋显然不是一般的住房，而很可能是氏族、部落或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举行某些公共活动的场所。有学者推测，像F106这样的房子，大概需要100个劳动力，连续工作三个月才能完成。

　　西坡遗址南壕沟的外侧高地，是它的墓地。已经发掘的34座墓葬，也有等级差别。从墓圹和随葬品来看，至少也可以分为三个层级。M8、M27和M29，规模都很大，皆在10平方米以上；最大的M27, 面积多达16.9平方米。墓室的二层台和脚坑上铺垫盖板，盖板上覆盖麻布；死者的脚端附设脚坑，是专门放置随葬品的地方。墓圹全部以混有多种植物茎叶的泥块封填。大墓M8和M27都有一对彩绘的大陶缸，M8除了陶缸，右手外侧还随葬一把玉钺。西坡墓葬的随葬品好像已经有一定之规，几乎所有的随葬陶器都是专门为死者制作的明器，墓葬虽大，随葬器物却不多（M27只有9件陶器；M8只有11件，其中也有9件陶器）；随葬品虽有差别，但并不特别突出；大墓和中小墓交织在一起，说明虽然已经出现贫富或者地位的分化，但还没有发现龙山时代比如良渚或陶寺那种专门的贵族墓地。玉钺在此前的仰韶文化中没有发现过，一般认为它是一种脱胎于石斧的专门性武器，它的出现，暗示战争或冲突与日俱增，这可能跟我们在西坡看到的防御设施和庙底沟遗址的乱葬灰坑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不过，有人推测玉钺是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或者凌家滩文化影响的产物；如此说来，也许M8出土的一对陶簋，也可能是东南方史前文化影响的结果。这或许说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社会分化，也有不少来自东南方文化的影响。

　　西坡遗址的发掘，揭示仰韶文化中期的中原地区，已经开始走上了社会分化之路。严文明先生拿它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做比较，指出它是一个“务实进取”的文化，它“强调军权和王权，讲究气派（如大型房屋和大型墓葬）却不尚浮华”。（严文明：《重建早期中国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原始》，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6页）韩建业先生则直接提出“中原模式”，认为西坡大墓“阔大特殊而珍贵品不多”的现象，正说明这是“中原模式”的质朴习俗。

　　同属于庙底沟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却有不很相同的表现，但也有不少共同因素。比如差不多都出现了聚落的等级分化；都出现了规模很大的墓葬，大墓中多随葬数量众多的高等级玉器、精美陶器及某些特殊随葬品；显示社会分化的程度已经相当显著。比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它的典型遗址大汶口，面积约80万平方米；大汶口早期大墓M2005，开口面积约8.2平方米，有熟土二层台， 随葬品包括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角器和獐牙器，多达104件，有的陶器中还摆放猪下颌骨和牛头。这种墓葬跟同墓地一无所有的小墓，形成鲜明对比。凌家滩遗址的面积，多达160万平方米。最高等级的墓葬07M23， 墓坑虽不足7平方米，随葬品竟多达330件，仅玉器就有200件。可能跟军事有关的石钺和仪式用石锛，在墓底竟然铺了好几层，多达数十件。墓葬中出土的内置玉签的玉龟形器，可能是挂在死者腰间的法器。而墓葬填土中发现的重达88公斤的既写实又抽象的玉猪，也可能具有某种特别的宗教含义。发掘者因此推测墓主人在手工业生产、军事和宗教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红山文化的墓葬，集中发现在辽西牛河梁地区的数十处积石冢上，随葬品皆为玉器，有玉人、玉鹰、玉龙、玉凤等宗教用品和玉镯、玉耳坠等装饰品。墓葬也有大小之别，还出现了男女并穴合葬墓，随葬品虽没有大汶口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丰富，但却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色彩。虽然没有发现与此相匹配的高等级聚落，但无疑红山文化的社会也是明显分层的。有学者注意到，红山文化墓葬里不出玉钺，推测它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有效的组织能力”，也有人因此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模式”，以区别于“中原模式”和以大汶口文化等为代表的“东方模式”。这些模式是否恰当当然还要接受今后考古研究的检验，当现有的证据已经证明，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庙底沟时代，中国相互作用圈里面的几个文化，都已经走上了社会分化的道路。一方面彼此的交往越来越紧密，文化越来越趋同，另一方面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分层。这种分化，虽然还达不到考古学上所见二里头青铜文明早期国家的水平，但是古史上所谓的“万国”时代，就要到来了。因此也可以说，庙底沟时代，见证了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本文据2013年5月21日作者在十九届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仰韶文化探秘”专题讲座上的讲演整理而成，为便于读者，最低限度地补充了参考文献）作者：陈星灿【原标题：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