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发现之后，中国考古学家经过比较研究，提出龙山文化自东向西、仰韶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二元对立学说，还认为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在河南中西部地区形成所谓“混合文化”。仰韶村既发现彩陶，又发现龙山黑陶的现象，就被认为是这两种文化混合的结果。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庙底沟遗址发掘的前后。

　　我们知道，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是把上层的龙山文化和下层的仰韶文化混到一起来了。虽然早在1937年，尹达先生就给予正确的辨识，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进而在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产生所谓“混合文化”的说法，还是流行了二三十年。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在仰韶文化层的上面，还发现了具有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文化层，发掘者把它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把它下面的庙底沟一期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通过庙底沟遗址以及在此前后周临地区不少遗址的发掘，学术界最终否定了“混合文化”的说法，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起来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便是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一种史前文化。发掘者把它纳入龙山文化早期的范畴，但也有研究者把它纳入仰韶文化晚期或者末期的范畴。

　　庙底沟二期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某些特点，也有龙山文化的鲜明特征，可以认定河南龙山文化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起来的。这样一来，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仰韶文化发展成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再发展成为商文化，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就这样追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因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扩张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
　　
    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以庙底沟一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把仰韶文化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此之前开始发掘的西安半坡以及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则被命名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此后二十年，有关这两个类型的关系问题，差不多成为仰韶文化讨论最多的话题。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大体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每期又都可以划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类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又有学者把仰韶文化的许多类型单独命名为文化。比如庙底沟类型，就有人称为“庙底沟文化”，也有人称为“西阴文化”。绵延两千年、横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变成了许多文化的共同体。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它的核心是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但是差不多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都有这个文化的分布。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广义的所谓庙底沟类型，实际上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方类型，比如关中地区就往往被称为“泉护类型”，河南中部又往往称为“阎村类型”等等，各地方类型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的形成过程也没有遵循一种模式。

　　以庙底沟遗址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陶器以曲腹平底碗、卷缘曲腹盆、敛口钵、双唇口尖底瓶、盆形灶、折腹的圜底釜等为主，多平底器，基本不见圜底钵；与半坡类型比较，彩陶数量多，红色的素地上，多用黑彩描绘出回旋勾连纹、花瓣纹、窄带纹、垂弧纹、豆荚纹、网格纹等等，也有少量的动物纹。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除斧、锛、凿外，还有不少体形很大的石铲和长方形的穿孔石刀。房屋是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中间立柱，四壁还立壁柱，有斜坡形门道，正对门道有很深的圆形灶坑。种种迹象表明，庙底沟类型的人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墓葬一般是土坑竖穴墓，多单人葬，不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合葬和同性合葬墓。垃圾坑里开始出现随意摆放的人骨架，说明暴力和冲突可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核心地区，向周围强力辐射，使差不多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面貌，西到甘青和四川西北部、东到河南东部、北过河套、南达江汉，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局面。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还直接、间接地波及到更遥远的周边地区：东北远及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东达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山东和江苏北部，南面则跨过长江，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有学者把核心区之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称为“主体区”，把更外围受到庙底沟类型影响的地区，称为“边缘区”。认为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不仅使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区，形成空前一致的文化面貌，更使包括边缘区在内的广大东部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韩建业：《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

　　庙底沟类型所在的时代，经过碳十四年代测定，一般认为约当公元前4000~3300年。这个时间，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圈开始形成的时代。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把仰韶文化及其周围相关联的诸考古学文化，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张光直先生说得明白：“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 （sphere of interaction），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还说：“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49、167页）

　　庙底沟类型是最强势的。它把具有强烈仰韶文化色彩的文化因素，带到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地区，促进了当地史前文化的发展甚至转型。比如，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多为鼎、豆、壶、杯、缸、器座、盉和钵，几乎全部出土在墓葬中。具有庙底沟类型特征的彩陶，多出在大汶口文化大墓中。有学者提出这表示庙底沟和大汶口社会上层可能存在某种交流。大汶口M2007，是一座小孩墓，不仅随葬花瓣纹的彩陶器座，还有低矮的二层台，M2005、M2018、M2020、M2011等随葬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墓葬，也多有二层台；有学者注意到M2005大墓还有用黄色胶泥涂抹墓坑四壁、底部和二层台侧壁的现象，认为这与灵宝西坡用泥封盖墓室甚至填埋整个墓圹的做法类似，也表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李新伟：《中国相互作用圈视角下的红山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第38页）以庙底沟彩陶为代表的类似的中原文化影响，也发生在长江下游两岸的青莲岗-大汶口和马家浜-崧泽文化、东北地区的红山-小河沿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中，不过有的强一些，有的弱一些，方式也不尽相同。

　　不过，文化的影响总是互相的。研究证明，庙底沟类型的早期，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多，到了后期，周围地区开始反弹，对中原地区又形成包抄之势，其中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影响最为明显。灵宝西坡大墓成对出土的大口缸、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罕见的玉钺，就有可能是从东方传入的。这个强劲的势头，在庙底沟类型结束之后，约当公元前3000前后，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区与周围各史前文化的关系愈益紧密。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好像处于文化的低潮，但这低潮，却也意味着更多的吸纳、更多的学习和交流，反而奠定了中原地区的历史地位，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又经过约一千年的激荡沉淀，在公元前两千纪的前半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伊洛盆地强势崛起。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夏和随后的二里岗商文化便是建立在这史前文化长期密切交往形成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上。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随后的秦汉帝国，与庙底沟类型的分布区和影响区若合符节，显然并非偶然。

    庙底沟时代见证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如前所述，庙底沟类型代表着仰韶文化的中期，因此也往往把它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在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由于发现了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又是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因此不恰当地夸大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作用，好像所有好的东西，都是从中原地区辐射出去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原文化中心论”。这种观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后来，随着各地史前文化的发现，各地区文化序列慢慢建立起来，人们认识到，东北地区、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的史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谱系，并不能用中原文化的辐射或者农业人口的迁徙、移动来解释。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学说逐渐形成。这个学说强调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认为各地区史前文化都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矫枉过正，又有意无意贬低了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作用和价值。这当然也跟七八十年代中原以外地区的众多重要考古发现有关。九十年代以来，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的一系列新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对中原史前文化的看法；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变得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