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是社会上的“半边天”，是繁衍人类的伟大“母亲”。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然而在封建社会制度条件下，妇女却变成任人摆布、任人凌辱、任人遗弃的奴隶，致使妇女掉进了痛苦的深渊，不能自拔。
 

    （一）人格由于重男轻女的世俗偏见，社会上流传着“面条不算饭，妇女不算人”的污话。甚而将妇女比作“墙上的泥皮，脚上的灰尘”，人格贬低得一文不值。建国前，灵宝妇女深受宗法社会之苦，处处受人歧视。一些下流之辈在阴暗的角落里，设娼卖淫，彻底将妇女当玩物，严重摧残身心健康，苦不堪言。
 

    在求学闻题上，提出“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妇女不应出人头地，不许抛头露面，从根本上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在婚姻问题上，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制度，从而出现了“大夫小妻”、“买卖婚”、“童养媳”、“小女婿”等不合理现象，迫使妇女过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痛苦生活。重男轻女的世俗偏见，世代沿袭，男的可以娶妻纳妾，女的只能从一而终。与此同时，统治者更以“好马不配双鞍鞲，烈女不嫁二夫男”的谬论，对于所谓“立志守寡”的“贞妇”，树碑立传，大肆褒扬。这种倒行逆施的封建道德，不知苦害了多少无辜。
 

    在家庭妇女称丈夫为“掌拒的”、”当家的”。而丈夫对妻子则叫“婆娘家”、“家里人”、“屋里人”、“烧火的”、“做饭的”、“娘们家”等。每天起早摸黑，纺织缝补，刷锅燎灶、绕着锅台转，当服侍人的奴婢；养儿育女，当繁衍后代的机器。对内不理财，对外不问事，从而给妇女带来了自卑感。例如有人叫门，则应声说：“家里没人”（指男人不在家），宴际上也自认为“不算人”。对于女人的长相，也有所议论，女人颧骨高则说：“女人颧骨高，怀揣杀人刀”（指克丈夫）。女人咀大则说：“男人咀大吃四方，女人咀大咽糟糠”。可见封建礼教毒害之深。
 

    俗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无法则乱，家无规则败”，这话不无道理，但是封建社会家规中，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例如给妇女规定的“三从四德”，严格地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终身守寡也不得改嫁。四德是“妇言、妇德、妇容、妇功”。要求妇女要“语言和顺，品行端正，容貌秀美，能繁衍后代”。否则，即责为不贤。
 

    订婚未嫁的女子，如果少亡，其尸体禁入祖坟，应由婆家搬回埋葬。并说：“生为×家之人，死为×家之鬼”。
 

    婚后，还规定了随时被“休”的“七出”戒律；无子出：固不能传宗接代，会断绝香烟。淫佚出：因败坏了家风。不侍公婆出：因败坏了封建道德。口多言出：因多咀多舌，恐惹起家庭不和。盗窃出：是为了保护家庭财产。嫉妒出：为了维护一夫多妻制。恶疾出：因不能够供丈夫和公婆驱使。如犯七出之一者，即有被丈夫“休”回娘家的厄运。因此妇女只能是忍气吞声，充当任人摆布的奴隶。
 

    关于生儿育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生男孩叫“大喜”，生女孩叫“小喜”，大喜则大操大办，小喜则漠然置之。视女孩为“外姓之人”，没有传宗接代的继承权。

    旧时，出嫁的妇女，以姓代名。例如夫姓张、妻姓王，称其妻为“张王氏”或“张门王氏”。在女姓之前需冠以男娃。又如对有权势的李姓之人，称其妻为“李太太”，直接以夫姓代之。凡此种种，处处反映着“重男轻女“意识。

 

    缠足是对妇女肉体的极大摧残，站不稳，行不便，干活困难，妨碍了身体的正常发育，给妇女造成终身痛苦。
 

    清代，缠足之风盛行，灵宝民间以妇女脚的大小论美丑，说什么“脚小心思好，脚大肯把心变了”。这种荒谬之谈，却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认为不缠足为耻，嫁不出去。因而六七岁的幼女即开始缠足，用五尺长的裹足布带子，将脚紧裹，硬将脚趾弯到脚心，害得女孩夜不能寝，坐卧不安，疼得叫苦连天。当时，有两则民谣，道出了母女的心声。其一：“可恨老娘心太偏，硬给女儿把脚缠，男女同是娘生身，为何你要两样看”？其二：“女儿哭来娘掉泪，谁也不该埋怨谁，莫怪老娘心太恨，怪你是个女流辈”。可见生在封建社会的女孩子，就只该倒霉了。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缠足。灵宝境内，开展了绽足运动，妇女逐渐从桎梏中解脱出来。建国后，妇女得到了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地位上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学技术，参军、参政、参加社会各种活动，同男子汉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逐渐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在婚姻方面自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贯彻实施后，彻底砸断了束缚妇女的铁锁链。提倡男女婚姻自主，对象自找，从而建立起情投意台，真正有夫妇感情的新家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妇女走出家庭，积极投身于脱贫致富道路，成为商品生产，供销、繁荣经济的重要力量。自尊自重，自食其力，不再是依靠男人生活的附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