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汉武帝用什么方式让他们学儒学呢？以前朝议的时候，其他各家学术观点，甚至包括民间俗语都可以作为官员议论的依据，而汉武帝尊崇儒术之后，限定官员只能用儒家的经典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这样一来，在官场里给儒学确立了一个特殊的尊崇地位，于是导致一部分已经身在官场里面的人，即便原来并没有真正学懂儒术，但为了取得一个发言的权利，也必须要学儒家的经典。汉武帝为了尊崇儒家学说的地位，还有意无意地把儒学经典赋予一种法律地位，甚至在一些特殊场合下，让儒家的经典拥有超越于国家法律之上的地位。

    我举一个复仇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知道，儒学里有一个公羊学派，特别重视血缘和伦理关系，所以对复仇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像“君子复仇，十年不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等等，都是公羊学派著名的论点。因为汉武帝尊崇儒术，包括复仇理论在内的公羊学派的这些观点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以抽象的方式，把有关个案汇总为一个“典型案例”，让大家看一下汉代尊崇儒家经典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有一个人，为报父仇杀了人，他到官府去自首。负责的官员说，你为报父仇杀人，是孝子，不能用国家法律来惩办你。这个人却说，我作为儿子复仇没问题，可作为一个臣民杀人就触犯了国法，哪能不惩办呢？于是这个官员向上级报告，说这个案子惩办就伤害了孝子，不惩办就有亏国法，我只能辞职。这个案子报到朝廷，朝廷裁定杀人的是孝子，不应该受到惩办，那个官员为了保证国法的尊严而辞职，也是好官，要再回来做官。其实官员们一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官场游戏，其精神是要尊崇儒家的复仇伦理之说。这让大家意识到，在特殊情况之下，做事可以不符合国法，但是不可以违背儒家经典。

    当然，对汉武帝的尊崇儒术我们还得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有所不同，作为儒学宗师的董仲舒有着强烈的儒家情结，所以他在上书要求汉武帝尊崇儒术的时候说过，凡是不符合儒家经典的学问都要由朝廷出面给以取缔。而汉武帝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只要对统治有利的学问就拿来为我所用，不太可能完全地、真正地只使用一门学问作为治国的方略。汉武帝本人一方面在很多场合标榜、宣传国家是在倡导儒术的，但同时对于儒术之外的其他学问，他也在兼用。比如汉武帝时期张汤、桑弘羊这些著名的大臣，都是带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人，并不是儒家阵营的人。不仅汉武帝如此，就是汉武帝所确立的国家基本统治方略，其真正的奥妙，通过汉宣帝的一句话就表现得清清楚楚：汉宣帝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是一个真正喜欢儒家学术的人，他见到自己的父亲对儒家学术不太尊重，就提了些建议，结果汉宣帝很恼火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个王道指的就是儒家学术的体系，而霸道的所指和内涵非常清楚，就是法家的“治国之术”。汉宣帝的话使我们意识到，朝廷表面上尊崇儒术，实际上依然暗用法家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这是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惯常的一种统治方略。